外国商人来到中国时，往往对这里巨大的乘法效应兴奋不已。他们设想，以数以百万计的客户以及正在崛起的中产阶层日益高涨的消费能力做乘数，他们的产品销量将何其可观。但结果他们往往被巨大的除法效应挫败而离开，梦寐以求的利润被没有预见到的监管、林林总总的费用以及不明不白的“交易成本”击得粉碎。
在从数字计算上的乐观走向绝望的过程中，人们会发现，中国的商业环境十分独特。有些人认清这一事实很缓慢。有些人则在启示性的冲击中顿悟。
英国制药企业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简称GSK）上周的行贿丑闻，震荡了全球各地的董事会会议室，促使在华经营的西方企业重新审视它们的内部控制。上周五，中国政府扩大了调查的药品企业范围，调查人员开始调查比利时制药商优时比(UCB)。
在华经营的跨国企业重新关注内部控制，可能会揭示出某些令人尴尬的真相。一名驻北京的西方商人表示：“这里的办事方式与国内完全不同。总部要么不想知道，要么，当我努力解释这里的情况时，大家眼中一片茫然。这里的规则是，每个人都要想方设法送礼。送礼的关键技巧是，尽可能地送得合法。”
另一位商人讲述了一次在电梯里的经历。他遇到一名监管他所属行业的监管部门的高官。随着电梯上升，他向这位官员称赞他们刚刚进入的这栋崭新、充满高科技气息的总部。这名官员表示：“盖这栋楼我们花了2亿元人民币（合3200万美元），但我们一分钱都没借。所有资金都来自我们的盈利。”这位商人问道，监管机构怎么能赚钱呢？对方冷笑道：“哈哈，你是新手。”
中国的许多监管机构直接参与经商。中国政府的喉舌新华社是一家企业，但也拥有相当大的监督权。教育部考试中心监管着庞大的考试市场，同时从授权的企业所举办的每场考试中收取费用。铁道部长期以来是中国最大的企业之一，同时又把握着商业审批、价格及合同的裁决大权。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随着监管部门与商界的界限模糊不清，企业为获得商业审批而缴纳的“行政管理费”到底是用来支撑监管机构的工作人员了，还是购买门外停泊的一排排崭新奥迪(Audi)了，不得而知。政府机构不会公示它们的收入是如何来的，又是如何花的。某些监管机构还要求跨国企业“为中国的发展做贡献”，至于如何贡献，语焉不详。经过讨论以后，这样的要求最后往往成了企业为培训项目、考察团或者调查团前往漂亮的海外景点游览买单，费用均由企业支付。
因为这么做合法，所以这样的旅游成了赢得官僚朋友的最佳工具，也能让政府机关的项目审批有利于自己。官员与组织旅游的外国高管已经把这样的旅游看作家常便饭了。有些部委员工参加的游览行程如此之多，他们都抱怨“培训疲劳”了。
这样合法送礼的例子有助于解释中国独特商业文化中的一面，但无益于解释中国统治精英聚敛的大笔个人财富。彭博(Bloomberg)的一项研究揭示出财富与权力之间的共生关系。这项研究指出，中国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NPC)中70名最富裕代表的财富合计约为900亿美元，相比之下，美国国会535名议员、美国总统、内阁成员与最高法院法官的财富合计约为75亿美元。涉及人大官员的腐败丑闻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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