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球经济的好消息凤毛麟角。即便在贸易领域，世界贸易组织(WTO)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最近也敲响了警钟，他指出，二十国集团(G20)成员国在过去7个月里累计实施了100多项贸易限制措施。
但这些警告不应掩盖更大层面上一个近乎奇迹的事实：过去十年间，工业国家没有出台过重大保护主义措施，尽管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给它们带来了巨大的结构性贸易冲击。
最近的贸易谈判主要围绕一些新倡议，包括覆盖美国和亚洲的“泛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美国和欧洲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此外就是多哈贸易回合谈判的缓慢进展。
但是，所有这些都忽视了最大的贸易政策故事——那既是一个谜，也是一个奇迹——最明显的例子是美国。2010年，来自中国的进口占美国内需的比例从1990年的0.5%大幅上升至5.2%。然而，除了个别反倾销和反补贴举措以外，如此史无前例的飙升并未引发重大的保护主义回应。
对比美国历史上的两个例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谜。美国国内没有针对中国吵闹成一片，而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国内却就美国与墨西哥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掀起了激烈而尖刻的辩论。相比上世纪80年代针对日本发起的大规模严厉举措而言，美国针对中国实际采取的保护主义举措不值一提。
换言之，在美国，“保护主义狗”会（对墨西哥）狂吠、（对日本）乱咬，（对中国）却只是低吠。令人更加困惑的是，中国给美国带来的贸易冲击，比墨西哥或日本带来的威胁都多出了好几个数量级。这只狗本是一只罗威拿犬，结果却成了一只可爱的拉布拉多犬。
对于这种现象，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解释。一个是，在对华贸易给美国带来冲击的时候，美国国内主要使用非熟练劳动力、与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形成直接竞争的工业已经所剩无几了。例如，美国服装业从业人员从1990年的90万下降到了2013年的15万。因此，当初廉价墨西哥商品给美国带来的问题要大于如今中国商品带来的问题。
还有一个原因可能与贸易的性质以及贸易伙伴的影响力有关。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对日贸易完全不同于对华贸易。前者代表着钢铁、汽车和半导体等具体行业的直接竞争。而对华贸易的基础是技术上的差距，中国出口商品是由相对低技能的工人生产的。当自身利润受到日本竞争对手的威胁时，在政治领域拥有巨大影响力的美国企业发起了反击，要求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并且成功了。相比之下，北京方面鼓励美国企业在中国进行直接投资，拔去它们的“獠牙”，有意拉拢。结果是，美国企业在庞大且日益增长的中国市场有了利益关系，针对中国的贸易举措就会遭到他们的反对。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达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提出，可持续的贸易要求具备社会保险机制，以缓冲自由化带来的调整成本。研究表明，日益依赖中国进口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力市场薪资下降和就业减少，导致了来自政府的近150亿美元的转移支付，比如失业、伤残、退休和医疗福利。这或许有助于减弱保护主义者的反应。
保护主义可能像拉米警告的那样正以模糊的形式重新出现。但目前的宏观局面有令人放心之处。如果美国国内政治能够经受住中国带来的那么巨大的贸易冲击，如果中国的经历不太可能重现，或许我们有理由对贸易的未来感到乐观。世界经济近几年来最好的好消息很可能是没有传出保护主义的坏消息。
本文作者是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高级研究员，与马丁•凯斯勒(Martin Kessler)合著有《贸易超级全球化及其未来》(The Hyperglobalization of Trade and Its Future)一书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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