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65年的愉快友谊。但让我们的友谊坚如磐石的，不是我与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能够并肩作战之事，而是我们无法共事之事。
我们在1948年认识，讽刺的是，这一年南非开始实施种族隔离制度。我们都在约翰内斯堡金山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学习法律。在这里，南非国民党(National Party)令人无法容忍的逻辑正在以难以置信的方式侵蚀着我们的生活。
尽管我们能在阶梯教室里共用一张课桌，但我们不能在一个游泳池里游泳。我们不能在橄榄球比赛中坐在一起。实际上，金山大学与比勒陀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Pretoria)举行比赛时，可鄙的“通行证法”禁止纳尔逊与他的黑人同学前往后者所在的60公里左右以外的邻市。
由于他的肤色，纳尔逊不能参加足球队，被禁止进入体育馆，不能走上拳击台从事他最喜欢的体育运动。当然，没有人性的种族隔离中止的不仅仅是娱乐和体育。对于两个肤色不同的年轻人来说，我们在生活中甚至通常不能一起出现在普通的人行道上。
1951年，纳尔逊开始当律师，3年后我也进入律师行当，我们曾共同处理过无数个案子，但我们却无法在法院附近的餐馆中一起喝杯茶或吃上一顿饭。甚至连公园里的一条长椅都不能容忍一个黑人与一个白人同时坐下。
种族隔离的另一面意味着，白人未获许可不得前往种族隔离区，而许可申请总是被拒绝。7月18日纳尔逊生日这天对他、他的家人以及朋友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这一天他们会在他位于Vilikazi街的家中纵情庆祝。尽管很困难，但只要有可能，在早些年，我和他浅肤色的朋友就会跑到索韦托(Soweto)参加聚会。
今年的生日不能见面为他庆祝，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而是迫于形势。但我不想谈论他令人忧心的健康，而是想回忆一下我们在一起的愉快时光，以及我们人生中共同经历的里程碑。
20世纪60年代初，非国大(ANC)被南非当局宣布为非法组织，纳尔逊及其他9名成员因试图推翻种族隔离制度而受审判时，我是他们的辩护律师之一。我记得，1964年4月的一个早晨，纳尔逊将在被告席上发表演讲，但他这时已被剥夺了公权，他的发言将不能被采作证词。我们逐字审阅他写下的手稿。他想说，他愿意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南非献身。
我问他：“你不觉得人们会指责你用苦肉计么？是不是会有人觉得你的话咄咄逼人。你应该删掉这些话。”
他坚持道：“我已经在公共场合多次说过这样的话，这一次我也不打算删掉。”
经过短暂讨论以后，我提议：“妥协一下如何？这样写怎么样：‘我主，如有必要，我愿为理想慷慨捐躯’。”
两个月后，他被判处无期徒刑，尽管这一判决过于严酷，但我们心里却觉得像是打了一场胜仗，因为我们原本担心他会被判处死刑。
（不过，他的典型作风是，总能在这些黑暗的年代中找到一丝光明。我记得，多年后，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Nobel Peace Prize)，要我和他一起去领奖，把我介绍给了挪威国王。他说：“这是我的律师乔治•比佐(George Bizos)。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带他来。他可是把我扔进监狱待了27年。”）
纳尔逊在罗本岛(Robben Island)坐牢时，指名要我担任他的探监律师，我得申请许可才能前往与开普敦隔海相望的那片不毛之地。为了传递或转达某些重要信息，我得想出各种紧迫或者必要的理由才能去监狱探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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