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日子，媒体上对朱镕基改革的评价似乎突然变得正面起来。事实上直至上个月，朱镕基在20年前开始推行的改革政策还常常遭人诟病。即使在经济学家内部，大凡谈起税收快于GDP的增长、土地财政和房价过高、医疗与教育资源的过度市场化等，朱镕基在1993-1998年间强力推行的改革明里暗里都成为被指责的对象。
事情的戏剧性变化源于“克强经济学”一词的出现。从我6月19日在FT中文网首次公开发表《为什么李克强按兵不动？》一文之后不久，巴克莱银行大胆地猜测了李克强的政策要点并贴上“克强经济学”的标签。像“安倍经济学”那样，这一概念在媒体上迅速走红。巴克莱银行想赶在他人之前概括李克强经济政策的要领，尽管颇为冒险，但无论如何，自6月20日商业银行出现“钱荒”和央行进行不干预表态之始，人们已隐隐约约开始看到了李克强致力于推动结构调整和布局结构改革的意图，并为此给予李克强以厚望。
那么，这与朱镕基有什么关联？一些评论家们习惯于用下列现象把今天的李克强与当年朱镕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些现象可能是指商业银行和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与风险的积累，或者是指政府机构改革的不明朗的前途，也可能是指中央财政收入近期出现的再度下降。
的确，看上去这些现象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都出现过，甚至更严重。在海外评论家和研究者眼中，更是因为强调重启结构改革的重要性，今天的李克强被想象成、甚至被赋予了20年前的朱镕基的角色。例如彭博社此前称，李克强总理可能成为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首位达不到年度增长目标的总理，而上一位正是朱镕基。路透社也提到，李克强对改革的承诺让人想起当年的朱镕基。后者一直被认为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领导者，当时他“辞退”了5千万名国企的员工，还削减和整治了臃肿而低效率的行业。
是的，朱镕基在20年前临危受命，承担了一系列重要改革的组织者和推进者的角色。但是，相同的改革不会重复。很多评论家们并不完全清楚的是，20年前，朱镕基推进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要扭转中央财政收入的相对下降和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所以，改革的直接目的是纠正赵紫阳时期中央向地方的过度分权造成的一系列不利后果，并不是为了确保GDP的增长。正相反，增长过快的冲动在当时很可能令人头痛。事实上，即便对计划体制的改革是局部的，实现GDP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在那个阶段并不是什么问题。真正棘手的问题是恶性通货膨胀总是死灰复燃，宏观经济大起大落的混乱局面总是不能有效制止。
那些有警觉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早在朱镕基启动改革之前的几年间就已经看到了问题的根源：在局部改革的情况下，中央向地方的财政分权不能确保宏观的稳定，因为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会结为利益同盟与中央对抗。由于地方向中央隐瞒真实收入并获得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因此，中央财政向人民银行的透支和货币超发便难以避免。所以，朱镕基改革最重要的内容应该是重新确立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采用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替换之前实行的财政承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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