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该不该谈政治,又成一时热点。

据《南方周末》报道,有“企业家教父”之称的柳传志在小范围座谈表示“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据说这番发言在企业家云集的社交网站“正和岛”(柳传志本人也是“岛民”)上引发诸多争论,甚至引发另一位岛民王瑛“退岛”,这一事件也进而演化为舆论焦点。

企业家该不该谈政治,尤其是当下的关头?年初笔者曾经参加过一次题为“转型时代企业家选择”的讨论会。巧合的是,召集人之一即是王瑛女士,她对于公共事务的热情令人印象深刻。

我的立场并没变化,也就是企业家最大责任就是盈利,即使是在一个变化的社会中。我此前专栏《变动时代中的中国企业家》中,亦强调所谓企业家的责任,是做好其本职工作,办好一家企业,有利于其顾客、员工与股东,作为微观个体的企业家,这是其能够做出的最大贡献。

换而言之,柳传志的话并不离谱。事实上,即使联想这样的大型企业总被诟病其背景以及出身,但无可否认,正是这样的企业构建了今天所谓“中国奇迹”的基石。柳传志等企业家的最大贡献,确实在于经营好一家企业。对于他们的言论,社会应该宽容。

反过来说,对于柳传志这样的企业家,大家有更高的期待,也是情理之中。毕竟一个人掌握了越多荣誉,也应该承担更多责任。用经济学的话说,柳传志作为明星企业家,其发言外部性举足轻重,往往会成为一时风向标。对其发言有所要求,并不为过,这也是不少人的不满之处,“不说话行吗?!没人要求你做什么,不说话行吗?”(王瑛语)

也正因此,判断柳传志的发言,还应该立足一个基本原点,那就是私域与公域的区别。如果是私人领域发言,无论如何发言,旁人无从苛责,如果是公共领域发言,柳传志这样的企业家就不得不考虑其巨大的外部性,发言作为公共事件被讨论甚至放大自然也难以避免。这次事件的模糊之处在于,一个小范围座谈,介于公私之间,又因为微博等社交媒体的传播而放大,各种观点见仁见智。

总结而言,我主张对柳传志们的言论秉持宽容态度,但几乎与这次“退岛”事件同时发生的曾成杰事件,似也说明,王瑛们的坚守有其理由。

曾成杰,湘西非法集资案主犯,近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其执行死刑,其女儿称执行死刑当天没有接到通知,没见到父亲最后一面。曾成杰案情复杂,既有中国民间金融幽微侧影,也折射地方政府的多面角色。个中曲折,仍待有心人挖掘,也期待法律专业人士关注。目前从记者刘建锋等人披露的材料来看,地方人事变动,导致政策对非法集资从鼓励转向收紧,曾成杰于是成了“吓猴的鸡、要被一脚踩死”。

回看历史,中国素有“红顶商人”的传统,从陶朱公、沈万三到胡雪岩、盛宣怀,无论流连五湖还是富甲天下,无论善终还是恶报,他们的发家与衰落往往都和政治脱不了干系,搞政治或者懂政治也成为不少企业家津津乐道之物。与此同时,“不谈政治”也是一种强大话语存在。这看似怪异,实则是必然,不谈政治是妥协,而懂政治也是妥协,与高贵或逐利无沾,制度环境使然而已。

政治和货币一样,都是重要的东西,所以皆不能轻易交给别人。换而言之,政治是每个人的第二职业。现实生活之中,你谈不谈政治,政治都在那里,从办公室到卧室,从公共空间到个人生活。曾成杰大抵也不会如何“谈政治”,但他与地方官员之间的关系显然既成就了他的生意,也断送了他的性命。就本质而言,在强大而无约束的权力面前,曾成杰这样的小商人和柳传志这样的大企业家,或许并无本质区别。如果没有程序正义与司法公正,曾成杰以及柳传志,可能都难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从国际比较来看企业家群体,也有一些微妙而戏剧性的差别。在关注新兴市场的《一炮走红的国家》中,作者发现中国富翁一个有趣现象:没有人财富净值超过100亿美元,类似级别的富豪俄罗斯有11位,印度有6位,对比之下,这两国经济规模都比中国小得多。他认为“政府似乎在极度富有的人群中制造竞争,同时限制他们的财富上限。”

这一判断正确与否无法评价,不过从每年富豪榜上人头频换,甚至被媒体呼为“杀猪榜”来看,这些猜想不完全是笑话。企业家中以思想著称的冯仑近期谈到一个细节,一群中国企业家去欧洲见政要时,总统坐着说话,企业家“无一例外”都站着说话,以至于对方感叹“哎呀,你们这么有纪律”。冯仑认为这说明中国民营企业虽然在国际上受到礼遇,但在权力面前还是不太自信——岂止是不自信,这是长期压抑之下的集体无意识的自然流露。

权力与生意,到底是兄弟还是陌路?政治与企业家,到底关联还是绝缘?经济学除了告诉我们企业家最大责任是盈利,也告诉我们另一条朴素的真理:不要看人们怎么说,要看人们怎么做。不谈桌面之上的政治,如果仅仅是为了桌面之下的交易铺路或嘘声,那么即使短时间有所成就,长期来看风险仍旧存在,犹如大连徐明之流。甚至,如果最终桌子也被抽走,大抵也只能站着回话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近期出版《中国经济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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