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天则经济研究所成立20周年，作为一个独立的民间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20年的发展沉浮与中国的社会变革息息相关。正如茅于轼先生所说：“天则所的过去二十年也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二十年。在这一过程中，天则所并不是旁观者，而且是尽全力在推进这个过程。”同样，天则所在这20年中经历的种种挑战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个记号。
FT中文网从即日起在《天则横议》专栏推出天则经济研究所几位理事有关天则所20周年的纪念文章，希望通过他们的回忆来还原这个民间智库20年的沉浮，也希望通过这些描述为这20年的改革历史做注。以下为茅于轼先生为纪念天则二十年撰写的文章。
一晃眼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前盛洪，唐寿宁等邀请我加入天则所。那时候我还没有从社科院美国所退休，虽然年龄到了（64岁）但精力还能工作。本来想退休后静下心来写几本书。由于天则所缺人，我就正式办了退休手续，加入了天则所。那时候盛洪是所的负责人，但由于他应芝加哥大学的邀请去了美国，我就不得不担起天则所负责人的责任。我一辈子没有当过领导，更没有承担一个单位财务自力更生责任的经验。三个月过去后后续资金没有到位。财务立刻陷入困境。当时正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全国经济十分活跃。我们几个发起人原以为做学问也应该可以在市场上赚钱。没想到知识这种产品是公共消费品，众多的人可以重复使用，它是没有产权的。怎么能卖钱？
在开始的两三年中，经费筹集一直是天则所的大问题。我常常请唐寿宁，张平到达智胡同天则所的小院子里商量筹钱的事。我动用了我的一切社会关系想办法弄钱，包括亚洲开发银行，福特基金会，还有我的一些朋友。那时候天则所办了一个刊物，叫《海外工商》为了推销，我背了一捆《海外工商》挨个到马路边卖杂志的小摊上求他们给代销。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可见我的推销能力极差。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逐渐明白，靠做学问是赚不了钱的，除非我们改做咨询。咨询的对象是企业。但是我们自己没办过企业，怎么能给企业指导？我们的长处是在经济学上。扬长避短必须找对经济学有需求的单位，去为他们服务。亚洲开发银行给我们做的三个课题都跟经济学有关。一个是中国经济的影子价格，另外两个是研究三茂铁路和广梅汕铁路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在后两个课题中我们开创了研究投资项目对宏观经济影响的新方法，成为亚行的典范课题。
经过两三年的摸索，逐渐确立了天则所的定位。我们必定是一个研究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的机构，它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政府。可是在中国政府不会购买独立研究所的服务，政府未必喜欢听不同的声音。所以天则所经费的来源只能靠募捐。那时候有能力出钱做政策研究的只有国外的基金会和像亚洲开发银行那样的机构。基金会这些机构给我们出钱，但是不干预我们做什么课题，得什么结论。课题都是我们根据国内经济改革的形势而提出的，比如：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中国的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中国的经济人权，大城市的交通拥堵问题，土地使用制度，国企改革，30个省会城市的公共治理评价。这些外国机构是真心诚意地帮助中国改革，走上富强之路。这一点在国内有许多人不理解。认为外国人帮助中国，肯定是不怀好意。但是看看中国政府同样拿外国基金会和国际机构的钱做研究。难道中国政府也那么糊涂？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离不开西方国家的帮助和影响。近百多年来我们所取得的进步直接间接都和西方有关。这并不是夸张。如果把中国和世界隔绝起来，中国还是秦始皇或者慈禧太后那一套。有进步也得几百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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