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经济学家林毅夫在《第一财经日报》发表了题为《经济持续增长的驱动力是投资》的文章，继续支持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观点，认为“我国应该放弃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改为以消费来拉动我国的经济增长，显然是一种头痛医脚、因噎废食、‘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主张 ”。并在FT中文网刊发有关新结构经济学的文章《探寻中国经济背后的逻辑》，从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质、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是否建立在善良政府的假设之上等四个方面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本文为作者对林毅夫上述观点做出的回应。
18大前夕，围绕重庆唱红打黑，引发了关于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激烈争论。吴敬琏指出，“十八大结束了改革路线之争，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确路线”。不过在笔者看来，十八大只是结束了政治路线之争，否定了民粹主义、坚持了法治社会的改革方向。但是，关于经济增长模式问题依然存在较大分歧。
有“繁荣博士”（Dr. Boom）之称的林毅夫自从世界银行卸任归国后，抛出“新结构经济学”，其观点再度引发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争论。林毅夫观点的核心有两点：1）经济持续增长的驱动力是投资而不是消费，因此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的想法是危险的；2）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强调“看不见的手”相反，政府应该发挥“产业甄别和因势利导”的积极作用，特别是要通过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来打破增长的瓶颈。
林毅夫的观点之所以引发争议，是因为上述两点长期以来被学界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痼疾：投资依赖和强势政府。这一问题在2009年的四万亿经济刺激之后更引发吴敬琏、厉以宁、许小年、张维迎等学者的激烈批评。林毅夫是极少数对四万亿计划公开表示支持的经济学家。
在批评投资驱动模式的声音中，吴敬琏的观点较有代表性：“宏观经济每次出现问题，惯常的办法是采用所谓“中国模式”，也就是威权主义的强势政府去动员资源海量地投入去救市。例如2009年用4万亿投资、10万亿贷款，把GDP增长率拉到8%以上。当时有些人觉得非常得意，说我们率先走出了危机。实际上这是饮鸩止渴的办法。粗放增长在宏观经济层面造成的问题，是货币超发、债务积累，最后导致宏观经济波动和增长减速。每次问题发生以后，采取的措施就回到老路子，用增加投资的老办法来拯救经济。最近5年来问题就变得越来越严重，以至于现在维持人类生命的空气、水和土壤都发生了问题。”
围绕“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的争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指向了经济改革的核心命题：是继续维持高投资率还是降低投资率提升消费率，政府是继续涉足基础设施等经济领域还是坚决退出经济领域。今秋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被期待将在经济领域推出全面的改革，特别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被普遍认为是要降低投资依赖）和重新定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被普遍认为政府要大幅度减少对经济领域的干预）。
按照林毅夫的观点，经济转型的迫切性并不那么突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必要的甚至有益的，政府职能的改革迫切性也不明显。如果这一结论成立，无疑将影响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顶层设计，甚至成为那些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者的“挡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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