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攻击微博大V的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微博似乎因此而清净了不少。然而，我相信，这种局面注定持续不了多长时间。因为，这种做法不符合中国大多数人的利益，并且与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宗旨相悖。
与西方相比，自传入中国，互联网就发挥了大不相同的功能：充当新闻媒体。原因很简单：中国对新闻实行较为严格的管制，人们很难自由创办新闻媒体，已有的新闻媒体也无法为社会各群体充分表达意见提供平台。而中国正处在大转型过程中，社会问题较多，利益分化较为严重，每个人似乎都有很多意见需要表达。
互联网填补了意见表达平台供、需之间的巨大缺口。从最早的网络论坛，到新闻门户网站，再到博客，然后是微博，乃至于刚刚兴起的微信，在中国，都几乎不自觉发展成为新闻媒体平台。而且，因为网络的特点，或许是政府有意为之，网络新闻媒体是管制相对宽松的新闻媒体。这样，网络媒体就取代传统媒体，成为舆论生成的中心。过去十年来，中国诸多公共议题之舆论，常发源于网络，发酵于网络。传统媒体的报道欲引起大众关注，也必须借助网络。
此种特殊新闻环境，催生了一代又一代舆论领袖。论坛和博客催生了今天毁誉参半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诸多公共知识分子当年正是通过网络写作成长起来的。微博同样催生了一批舆论领袖，此即“大V”。
与此前的网络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不同，大V的构成远为复杂。粉丝数量最多的大V都在娱乐圈。接下来，第二层级的大V中则不乏企业家、学者，如任志强先生、贺卫方教授、于建嵘先生，还有薛蛮子先生。这些公共性大V多数把微博当作自家经营的媒体来运用，发布、尤其是转发有关各类公共事务的新闻和评论。借助微博特有的机制，其言论总能在短时间内被大量转发，从而迅速形成强大的舆论。最有意思的是，微博让不少娱乐圈大V也得以低成本地介入公共事务，冯小刚、姚晨、伊能静等人的影响都不陷于追星族中，他们也成为公共事务的积极发言者。
这样，过去两年，微博成为一个高度公共化的舆论场域。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舆论生态：网络在整个舆论体系中所占比重，比起论坛、博客时代，达到空前程度。
舆论是政治的重要机制，在特定时刻，也是政治的基础。在政治领域，庞大的人数就是力量。微博动员大量普通民众关注公共事务，几万、几十、甚至成百万的转发，具有强大的政治力量。因此，微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政府与民众之间有了某种互动：政府不能不对微博的批评做出回应，政府不能不认真对待微博提出的议题，政府也不能不查处微博揭露的贪官，比如“表哥”、“房叔”。正是微博推动政府增强其对民众的“回应性”。中国的政治游戏机制正在发生某种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就其性质而言，就是宪政化。
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样的新游戏。有些人基于理论信念，更多地人基于其特殊利益，厌恶这个新的舆论空间的自主性，厌恶民众借助如此强大的舆论对政府施加压力。因此，在反宪政的暂时喧嚣中，微博大V成了某些媒体攻击的目标。薛蛮子只不过是一个人为树起的靶子。薛蛮子被拘留的原因是嫖娼，某些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却句句不离大V、微博。此种意图，如我的朋友荣剑所说，“借曝光嫖娼而丑化蛮子，借丑化蛮子而污名大V，借污名大V而控制微博，借控制微博而堵住言论”。随后各地开展的打击网络造谣或净网运动，目的无二。微博揭露出来的若干地方打击谣言的做法，十分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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