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近日参加了爱丁堡赫瑞瓦特大学(Heriot Watt University)举办的一场辩论会，主题是量化宽松(QE)是对是错。发言者中不乏深受我敬重的人，如苏格兰的投资信托专家罗宾•安格斯(Robin Angus)、《苏格兰人报》(The Scotsman)前执行主编比尔•贾米森(Bill Jamieson)、熊市专家罗素•内皮尔(Russell Napier)以及我的新交、赫瑞瓦特大学学者大卫•科巴姆(David Cobham)。
大多数关于量化宽松的辩论都无聊得要命。但这场辩论倒是有点意思，主要原因是，一旦深入分析各方观点，你便能发现，发言者之间的分歧甚少。大家对量化宽松合适的持续时间存在异议，而谈到不可避免的通胀将于何时出现时，也发生了小小的争执。
但所有人（甚至包括畏惧通胀的黄金信徒罗宾•安格斯）都同意，量化宽松在一开始是一个好极了的主意——为了“让病人安定”，总得采取些办法。英美银行业的大规模去杠杆意味着，假如两国的央行当时不插手，一场重大的通缩冲击将在所难免，继而将引发极为不良的社会后果。
另一项共识是，尽管第一轮量化宽松堪称“救世政策”，但它其实是一项不公平的政策——这是往好里说，往差里说，它就是一项“邪恶”政策。为什么？这要从它重新分配财富的方式说起。决策者本以为，实行超低利率和持续购买政府债券将引发一轮巨大的投资繁荣——人们纷纷向资本项目和新业务投资，因为它们的回报率将高于现金或主权债券。
但这并未发生。相反，资金持有者只是炒热了现有资产的价格——尤其是高收益率资产——造成了无处不在的迷你泡沫。
任何人不管是持有英国东南部的房产、分红股票还是老爷车，乃至丑陋之极的现代艺术品，都能因此变得富有。但与此同时，底层的人们却在变穷。持续的通胀压低了实际工资水平，再加上0.5%的基准利率，这意味着现金储蓄根本无法获得实际回报——而现金储蓄恰恰是不富有阶层的常见理财方式。
因此，尽管量化宽松或许遏制了名义GDP的大幅下跌（科巴姆估计跌幅在5%至12%之间），但它也降低了大众的购买力，吞噬了他们的储蓄。
罗宾•安格斯表示，考虑到上述这一点，以及首轮量化宽松后人们根本不知道它是否奏效，这些因素使得量化宽松成为了一项“结合了布灵顿俱乐部（Bullingdon Club，牛津大学的一个神秘学生社团，以炫耀财富著称——译注）的诚实和精神病院的正直”的政策。不是所有人都对量化宽松有这么强烈的感想。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政府的目的是力争创造条件改善每一个人的生活，那么只能说这项计划不太成功。就量化宽松的结果来说，它难言公平。这还涉及到各个经济领域中我们激励投资的方式*，以及不断努力扶持住房市场的问题——毕竟，没有什么能比房价上涨那样推高住房成本了。当然还有一点：早在量化宽松开始之前，财富的拥有便已经很不平等了。
然而，自最近这场重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采取的极度激进货币政策无疑带来了不受欢迎并且严重的副作用。
但问题是：现代政府非要尝试着纠正错误。如果出台了一项坏政策，它们通常的对策是出台更多的坏政策，以解决第一项坏政策带来的问题（看看英国房地产市场就知道了），而不是废除第一项坏政策。在财富分配方面同样如此。政府已经推出了一项规模和创新性令史学家咋舌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一定是好印象），现在它们认为有必要推出微观经济政策，以减弱相关财富分配方式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富人从量化宽松中受益，所以他们必须在其他方面蒙受一些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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