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放人”，新快报为该报记者陈永洲被拘的头版处理可以作为经典案例进入新闻学院课堂，这样赤裸裸的媒体与企业的直接肉搏战在“和谐”的中国确实不多见。
陈永洲数日前被长沙公安以损害中联重科的商业名誉罪跨省拘捕，“一忍再忍、无法再忍”的新快报不得不罕见地在头版以整版的篇幅公开呼吁“请放人”。
不幸的是，一个多月前，该报记者刘虎也被北京公安以诽谤污蔑罪跨省抓捕。在刘虎被拘前两天，我和他还通过电话，希望他关注另外一起公开审理的案件。此时，他正忙于处理重庆的举报事件无暇他顾，除了沉浸在网络反腐的紧张兴奋中，他似乎也闻到舆论空气中的不祥味道，两天后他即被抓捕。
有小道消息说，此次的网络整治风暴还没远没有结束，有关部门并没有旗开得胜鸣金收兵的意思，估计接下来一段时间还会陆续有人进去。
不同的是，刘虎似乎并未享受到同事陈永洲同样的待遇，新快报对于刘虎的被拘的反应显得过于低调。
细观背后的原因，性质或许确有不同。刘虎是利用微博反腐，属于个人行为，如指控失实，被控方报案公安介入似在情理之中，因此他受到的舆论同情显然要少很多。不过，北京公安至今没有公开报案的到底是谁。
陈永洲被拘是因为公开的新闻报道，属于职务行为。在目前警方还没有公布幕后细节之前，被外界普遍理解为这是企业借助于公权对记者舆论监督权的蔑视和侵犯，因此受到舆论的广泛同情。
两记者不同待遇的背后或许另一个因素也需要考虑，刘的举报对象是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等高官，而陈的批评对象是一家企业。一段时间以来，因网络整顿而产生的郁闷情绪终于找了发泄口。“不能骂官方难道不能骂企业”，中联重科此举确可质疑。
不过，透过新快报记者被拘事件，有些问题需要引起媒体的警惕与反省。警惕的是大公司与新闻界的微妙关系，反省的是批评性报道的专业性。
前不久，娃哈哈老板宗庆后控诉媒体拉广告骚扰的微博，深受很多企业老板认同。但个别媒体在舆论监督报道中的利益私心，加深了企业认为自己是媒体报道的受害者的情绪。
尽管一些企业认为自己深受媒体所害，但对于类似中联重科动用警察的公权，介入处理舆论场上的“意见不同”，我实在不敢苟同。因为陈永洲的报道是职务行为，如果有失实，首先承担责任的应该是媒体而非记者个人。
在中联重科看来，此次对媒体的异常之举也是“一忍再忍”的结果。但从公关的角度看，中联重科对媒体“忍无可忍”的反击，显然是个败笔。这也反映出目前企业的媒介素养上的普遍欠缺和公关知识的非常初步。
从中联重科事件中，需要引起警惕的是，媒体在舆论监督报道上的私心与公权力对舆论监督的介入过度。
中联重科和三一重工的恶斗由来已久，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战场则是借助于不同“帮派”的媒体争夺舆论阵地。综观两家企业向来的缠斗风格，双方皆行事剽悍，手法狠准，这也充分体现了湖南人的性格特点。
从市场来看，三一重工被“逼”“恨别长沙”出走湖南，中联重科先胜一筹。从舆论场来看，包括此前环球企业家及此次新快报的10余篇系列报道，都有明显偏向，三一重工扳回一城，这或许也是导致中联重科对媒体下手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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