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系作者《民主的功夫茶》系列之二
二
乌坎比我想象得要大得多，它不像个村庄，更像个小镇。贯穿村子的商业街上，有手机店、茶叶店、餐厅、水果铺，还有一个专门的集贸市场。乌坎学校涵盖着小学与中学部，还有一个宽阔的广场。它的码头停泊着密集的渔船，夕阳入海时有着醉人的美。一处破落的院子的石碑诉说着这个村子的繁华往日。在17世纪末时，这曾是广东的七大港口之一，名曰“乌坎总口”。这繁华到19世纪后半叶逐渐消失，它的避风港不能容纳大型的蒸汽船，新兴的汕头港取代了它。这也是个典型的移民村落，村中主要的47个姓氏也正是它的历史痕迹，最早的定居者足以追溯到明朝末年，乌坎人常自称四百年历史。村里随处可遇的俊俏男孩与女孩，似乎正是这多元移民的最佳产物。
也像所有乡村一样，乌坎身经20世纪的中国革命的动荡。中国农民先是被视作最保守的力量，然后又突然变成了革命的动力，他们世世代代的小农意识又被改造成人民公社精神，原本分配给他们的土地，又被收归国有，被迫参加种种阶级斗争、整风运动，在其中获得他们最初的政治意识。村庄的形态也是大胆而荒诞试验的产物，这个海边渔村曾狂热地学习过山西的大寨，到处围海造田。而在过去二十年中，它又着迷于地产项目，把原本水乡继续填平，以修造那些丑陋的度假村与厂房。乌坎有13000名村民，倘若不是这场抗争，大部分青年人都常年在珠三角一带打工，从事服装及海产生意，以往留守在村里的只有三四千名老人和念书的孩子，还有五、六百名从四川等地过来打渔的“新移民”。也像很多乡村一样，吸毒困扰着乌坎，它是精神空虚与突然到来的财富共同作用的结果。贫富差距同样触目惊心，有人住着养育孔雀的四层别墅，有的一家人仍挤在小巷的斗室、甚至铁皮屋里。
公共物品的缺乏显露在各处，自来水只有到半夜才短暂可用，道路坑洼，乱丢的垃圾。那些散落在村旁的工业区、厂房，与村子似乎毫无关系。
2012年的2月初，我第一次来到乌坎。乘坐长途车从广州出发，大约三个半小时，就来到陆丰的东海镇。再坐上20分钟的出租车，路过那个孤立而庞大的陆丰市政府、还有夜晚尤其闪亮的金莎贵族夜总会，就来到乌坎村。
集会、口号、死亡带来的悲伤，封村时的恐惧与激情，都暂时散去了。被砸坏的边防派出所也恢复正常，警车悠闲地停在门口。村口的环行岛旁的乌坎港实业开发公司再没能恢复过来，它不仅早已人去楼空、窗户破碎，大楼墙面被村民用浓墨写上“打倒贪官，还我土地”。
村委会的院子里总是聚集着村民，孩子们在里面追逐，这一切，在半年前不可想象。他们从未想过进院门，只希望这些干部们与自己的关系越少越好。
门口贴着春联：喜上眉梢小镇小村行自治，春归乌坎一人一票选明天。它出自杨色茂的手笔，这个自称喜欢崇拜孙中山、喜欢闲云野鹤生活的46岁的农民，在9月21日的游行中勇敢地站出来，成为了公认的领袖人物之一，在2月1日的第一次选举中，他当选为选举委员会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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