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是怎么通知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她要取消对美国的国事访问的？她给自己发了封电子邮件。这个讽刺美国监听行为的笑话几周前或许会在华盛顿引发一阵苦笑。然而，随着监听丑闻的蔓延，奥巴马政府正在意识到，美国利益受到的损害可不是闹着玩的。
美国人似乎在监听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的新闻在德国引起了公愤。法国政府也为有关法国电话遭到大规模监听的报道大声表示了抗议。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对监听事件的反应，则对谷歌(Google)和Facebook这类美国行业翘楚构成深远威胁——这些公司仍可能被迫在欧洲业务和向美国政府交出数据的法律义务之间作出选择。美国的名誉正受到沉重打击。
美国一位前官员哀叹“奥巴马效应”已经结束：“我们又一次重返2004年的情形。欧洲人认为，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白人还是黑人，美国人的行为就是这样的。”考虑到最新说法称，美国监听了35名世界领导人的电话，这场风波可能会进一步激化。
监听事件对美国造成的短期损害显然十分严重，并且还在不断加重。然而这一事件可能也有一个长期的好处。正如奥巴马总统开始承认的，美国确实需要重新思考其情报活动的权限范围，并为其划定一些新的界线。间谍活动始终存在。然而，过去十年里有两件事共同改变了游戏规则。一是作为对9·11恐怖袭击的回应，美国向情报部门投入的资源大大增加。二是在这个移动通信和大数据的时代，“技术上做得到”的范畴已发生根本转变。
作为一名自由派政治人物，奥巴马可能已经发现，对付权势越来越大的“情报界”是件很难的事。但现在，这起公开而且全球性的丑闻正迫使美国提出一些早该提出的问题。
所有政治领袖都必须假定，外国情报机构正试图对他们开展间谍活动。还记得奥巴马入主白宫后可不可以保留黑莓(BlackBerry)手机这个问题所引发的轩然大波么？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巴西总统罗塞夫抱怨说，盟友不该相互监听，这在某种程度上说十分幼稚。正如19世纪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所指出的：“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监听盟友的不止美国人。以色列也曾监听过美国，美国前军方工程师乔纳森•波拉德(Jonathan Pollard)正因此身陷囹圄。法国也曾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开展过大量工业间谍活动。美国人辩称，由于盟友的行动可能对美国造成巨大影响——美国承诺要保护每一个北约(Nato)盟国——美国试图了解他们正在想什么是合情合理的。外交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一种方式，间谍活动则是另一种方式。
这种辩解表面上没太大问题。不过他们忽略了，盟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基本的信任和相互尊重。一旦失去这种基础，可能就很难修复。英国偶尔出现过有关其情报机构是否也应该监视美国的讨论。然而这种想法总是被否决——并不是基于道德理由，而是由于这种行为一旦被抓住，付出的代价会远远超过所收集的任何有用情报。
英国人意识到，有时候窥视盟友是不值得的。如今，美国人也刚刚开始领悟这一点。了解法国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的私生活或许十分有趣。了解德国在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问题上的立场或许十分有用。然而，这种间谍行为一旦被曝光，外交和商业都将因此蒙受损失，冒这样的风险真的值得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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