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是站在肯尼斯·阿罗（Kenneth J.Arrow）的面前，可能会紧张得说不出话：这可是20世纪最具有原创力的经济学大师啊。但是，我要是走进乔治·施蒂格勒的办公室，可能会很快放松下来，甚至还敢鼓足勇气和教授开个玩笑。我读着他的自传Memoirs of an unregulated economist(中译本《乔治·施蒂格勒回忆录：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自白》)，仿佛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
施蒂格勒天性爱热闹。他说，好的大学应该在大城市里，因为这里人多，各色人才都有，有一种多语言、多文化、兼容并包的氛围。偏僻的大学只会形成一个书呆子的小圈子。他还说，经济学研究最好是多跟别人合作，和别人合作10篇论文的影响力，一定比自己单独写5篇更大。
施蒂格勒出生在美国西雅图附近的一个小镇，父母都是刚到美国的移民。施蒂格勒从小喜欢读书，但也没有看出什么天才的迹象。他本科读的是华盛顿州立大学，学了不少工商管理的功课，然后到西北大学读了个硕士，基本上还是商科为主。他爸爸是个小房地产商，所以施蒂格勒学了不少“房地产开发”的课程。到申请博士生的时候，他阴差阳错地到了芝加哥大学。当时，哥伦比亚大学给他的录取通知书上生硬地写到：“你必须在6月10日之前开一个25美元的账户”，哈佛大学给他的通知书是系秘写的，只有芝加哥大学的回复是系主任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亲笔信。
施蒂格勒天性散漫，在研究生阶段没怎么花时间苦攻数学和统计学，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经济思想史的。这么混下去，他很可能只是个二流学校的被边缘化的老师。施蒂格勒的经济学“手艺”，更多的是“在干中学”。他后来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当时恰好是二战期间，就像经济学家这样的闲杂人员也被调动起来，研究各种战时问题。他研究过飞机对各种口径火炮的承受能力、驱逐舰的鱼雷发射、曼哈顿岛如果遭到轰炸如何疏散等问题。二战之后，他参加了国民经济研究局，在那里慢慢摸索出来如何使用数据和计量模型。
1958年施蒂格勒重返芝加哥大学，在这里他才算找到了组织。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一直人才济济，但特色并不鲜明。奈特和维纳可能自由主义色彩更重，但保罗·道格拉斯却主张政府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奥斯卡·兰格更是一个铁杆社会主义者。弥尔顿·弗里德曼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弗里德曼是百年不遇的天才，他专业研究之精深自不待言，更为“稀缺”的是，要论公共辩论，几乎找不到和他旗鼓相当的对手。弗里德曼的思路如闪电一般迅捷，又善于激怒对手。弗里德曼说的也不是每次都对，但他的对手常常要回家好好想几天，才能琢磨出他思路中的逻辑错误。弗里德曼的大舅子艾伦·迪莱克特是芝加哥大学法律系的传奇人物，据说他不写论文不出书，甚至不上课，就是喜欢跟人辩论，但圈内的人公认他最牛逼。科斯后来也到了芝加哥。施蒂格勒讲过“科斯定理”的故事。科斯写了一篇文章，不同意庇古提出的解决外部不经济的办法。大家都觉得像科斯这样的大家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于是，他们相约在艾伦·迪莱克特家里讨论这个问题。一开始，所有的人都反对科斯。中途，弗里德曼突然说：“我们错了，科斯才对”，他开始调转枪口攻击其他同事。最后，所有的人都被科斯，以及弗里德曼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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