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否应该推动宪政转型？本来，这不应该是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因为，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就在宪政化。
难道不是吗？容我举出几个例证：
二十世纪中期，农民被剥夺了自由迁徙的权利。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农民可以离开家乡，到城镇打工。接受过很好教育的青年人也可以在城市之间自由流动，寻找满意的职业，尽管户籍制度仍给他们带来很多麻烦。
八十年代初，伴随着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确立，人民公社解散，政府推动村民自治。九十年代以来，在社会生活各领域中，也涌现并活跃着大量非政府组织，在政府之外从事文化、教育、慈善、公益活动。
文革一结束，众多深受文革之害的党政高级干部皆强烈要求建立法制。2004年，国务院颁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法治就是宪政的基础；执政党和政府也反复提出，建立和完善民主制度，民主当然是宪政的基础。
今天，在中国人大、政协会议上，虽然不乏只举手不发言的奇葩，但毕竟已有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不断发出与政府不同的声音，表达公众的意见。
2004年修改宪法，第十三条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宪法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国家对国民的一个自我约束的承诺，是宪政的重要基石。
今天的媒体，从传统媒体到网络媒体，都可以讨论民主、法治，可以维权，可以批评领导人，这在四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FT中文网的存在本身，就是宪政化的象征。没有最基本的言论表达空间，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媒体声音？
在上述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到自治、民主、法治、权力的分立，它们共同构成宪政。当然，这几个领域的制度都不完善，但你不能说中国没有宪政。
或许可以引入一个概念：宪政性，用以刻画制度宪政化的程度。一种制度的宪政性可以用从零到一百的刻度来标记。在当代中国，有些领域的宪政性已到60%，有的领域只有40%，或者更低。但不容否认，各个领域已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宪政的安排。由最初的没有到现在的有一些，这就是宪政化。
也就是说，中国已经在宪政化之路上走了三十多年。我们经常用“改革”这个词来形容中国之体制变革。略加考察即可发现，改革就是宪政化。改革前的制度，完全没有宪政性。经过三十年改革，也许具有了50%的宪政性，中国部分地建立了具有一定宪政性的制度。正因为此，才有三十年的繁荣。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70%的自由迁徙权，怎么可能有东南沿海的“世界工厂”？
从这个角度看，前一阵关于宪政的争论，甚无谓也。
公然反对宪政的人，无视中国已在宪政化进程中的事实，闭着眼睛指点江山。问题是，执政党本身就内嵌于这个宪政化过程中。很多宪政化措施是中共提出的，并且经由它的决策，变成政策、法律，乃至宪法。中共过去三十多年执政的正当性，也来自于宪政化所带动的经济增长。
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国民、尤其是中产阶级对宪政化过程将会持续的预期。国家秩序之稳定主要依靠国民的希望，尤其是居于主导地位的阶层的希望。中国过去三十年社会结构最大的变化在于中产阶级异军突起，成为主导阶层。他们因为宪政化过程而崛起：企业家群体受惠于私有产权承认与保护制度，白领群体受惠于自由迁徙制度。他们的生活方式也由言论表达自由、法治等等制度所塑造。虽然这些制度不完善，但他们还算满意。更重要的事，他们相信，制度在渐进地变革。他们总还有希望。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