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一群记者编辑兔死狐悲，利用他们手中的各式麦克风——从个人掌控的自媒体，到报社、网站、电视台的官方微博微信账号，再到需要承受监管压力的正式刊发渠道——向同行陈永洲的命运表达关注和声援。因为其间埋伏着对近半年来官方整肃言论自由的积怨，抗议声势之浩大已经接近年初南方周末新年献词风波。
满屏的微博抗议声中，不是没有对新快报昨天那封头版公开信措辞“过于煽情”的批评，也不是没有对连续十几篇针对三联重科负面报道的可信度质疑，更不用说基于中国财经记者集体操守的认识而生成“黑吃黑”的感慨，但是，在“警权滥用”的指控面前，这些都被视作了小节。用壹读杂志出品人兼主编林楚方的发言来说：“大家的愤怒绝不是为记者可能存在的问题背书，而是对警方粗暴执法的抗议……警方动用专政力量时，展现出随意，简单，粗暴，蛮横，土豪，真是令人发指，令人齿冷，令人恐惧，令人无语，令人深思，令人不得不团结起来说：请放人。”
虽说昨天确实已有陈永洲“承认收黑钱”的消息流传，林主编认为这并不是问题关键：“警方抓记者的理由是‘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大家可以查查这个罪的各种解释，看看这个罪的构成，看看是否跟收黑钱有关。其次，记者是职务行为，本质上是新闻流水线上的工人，产品出问题，警察直接把工人抓走了，说得过去吗？”
来给长沙警方普法的还有@沈彬的电线杆子。发掘出最高法公报公布的指导性判例“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诉陈恩等人损害商品声誉案”，他强调其间确定的原则：“记者的报道哪怕失实，哪怕事后收取好处，本身并不构成犯罪；只有失实报道存在损害商业信誉的故意时，才可构成犯罪。”
身为中国青年报特别报道部副主任，@刘万永固然也承认“记者若涉嫌犯罪，当然不能逃避法律制裁”，但同样要强调“执法更应守法”：“记者发表报道是职务行为，这个常识连王立军都知道，所以‘双起论’虽为恐吓记者，但还要有起‘公安机关诉报社’这块遮羞布。长沙警方直接抓记者，连这块布都不要了。怎么说呢？你们太给法盲界丟脸了。”
“连王立军都知道”，@评论员王攀应和：“因职务行为抓记者是个非常恶劣的先例，这只在曾批判的、黑暗的、反动的旧中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新中国实在难以想象。还好这只是一个地方政府充当企业的打手和家奴，不代表整个中国情况，所以强烈要求党和中央政府迅速纠正这一恶行，避免在国际上丢脸失分，让企业和媒体的是非曲直回到法制轨道。”
至于曾经亲身感受过威胁的@罗昌平，更是将矛头直指“法治湖南”之名不符实：“从中联重科的股价重挫来看，真正损害企业商誉的不是被拘记者，而是长沙警方和自身行为。我在《递罪》一书中写过湖南的商业环境：‘把外商打成内伤，把内商脱得精光。’这样的地方，谁敢去投资？！”
此外，这位财经杂志副主编还专门推荐自家今年年初封面报道《危险的竞争》，据此宣称，“至少在过去与三一重工交恶的过程中，湖南几级警方已经多次越权介入经济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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