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四月里的一天，天气晴朗却又寒冷，时钟敲了十三下……”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所著的《一九八四》(1984)开头的错位式写法，用意是为了让读者从战后的自满情绪中清醒过来。这部小说的时代背景始于1947年，即冷战开局的小冲突年代，它展示了让强大的政府在不考虑公民权利的情况下统治国家会出现的后果。
这部小说对我们的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自其出版以来，我们一直难以摆脱有关“反乌托邦”(Dystopia)噩梦的描述。上世纪40年代，这些纠结大部分局限于阳春白雪的刊物以及小说作品，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展开热烈讨论。然而事实证明，世界末日的情景对流行文化的影响更为巨大。就在这个月，《饥饿游戏2：星火燎原》(The Hunger Games: Catching Fire)的全球票房收入突破了7亿美元大关。这部根据苏珊•柯林斯(Suzanne Collins)同名三部曲小说的第二部拍摄的影片，正牢牢抓住全球年轻人的想象力。如何解释这部影片如此受欢迎？我们是否在愈发害怕的同时，也爱看该片？抑或我们那种最深层次的恐惧正得到净化，以更能接受的形式呈现？
奥威尔的讽刺小说催生了一系列流行至今的词汇：“新语”(Newspeak)、“老大哥”(Big Brother)、“101号室”(Room 101)。他这本了不起的书中描绘的社会状况，至今仍被我们用来衡量我们所在的公民社会的健康程度。
如今，我们距离1984年的年头几乎和奥威尔写书的时候一样久远了。回头看去，我们会发现1984年是喜忧掺半的一年。就在四月晴朗而寒冷的一天，题材不大而催人泪下的《母女情深》(Terms of Endearment)赢得了五项奥斯卡奖；美国研究人员宣布发现艾滋病毒——这真的是催人泪下的事态。
很明显，奥威尔的预言有些夸张。我们仍在对付着，没有让老鼠靠近我们。然而，对于幻想反乌托邦的世界，将其当作一种疗法，我们的热度似乎未减。我们总是忍不住去抓最深层次恐惧的疤痕。
《饥饿游戏》描绘了一个残酷而暴力的世界，不过它能让人一窥催生宗教狂热的救赎行为。它其实是时代的产物：尽管其中描写的带有角斗士味道的“游戏”来自古罗马上流社会的野蛮消遣活动，但故事的场景却是十分现代的——这一点令人印象深刻。
令人放心的是，书和电影的背景离我们很遥远。在一个繁荣而不平等的城市国家，每年都要通过抽奖方式从12个边远城区各选出两名12岁到18岁之间的孩子。他们必须在官方建立和控制的一个竞技场内战斗至死。最后只有一个人能幸存下来，这位幸存者将获得财富和名流身份。
不过，在《饥饿游戏》描绘的噩梦般社会中，许多元素都似曾相识：一个着装风格做作而老气的精英阶层，享受着与无产阶级大众隔绝的生活；一个拥有令人畏惧的技术能力的媒体；还有那种无法满足的偷窥欲望，这种欲望导致了道德标准的丧失。
这是一种很有技巧、偶尔有趣的混搭手法，不时夹杂一些令人不适的刺痛感。柯林斯女士的灵感来自于在电视真人秀和战争报道之间快速切换频道。她的作品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那个由斯坦利•图奇(Stanley Tucci)潇洒扮演的游戏仪式主持人，不过是对现实生活中主持人的略微夸张。而在《星火燎原》的丛林竞技场中，选手们遇到的挑战也只是英国真人秀《我是名人，让我出去》(I'm a Celebrity...Get Me Out of Here!)中那些进食蜗牛、与老鼠为伴的考验的极端形式而已。今天，我们通过投票让他人当众受辱；明天，我们有可能想对他们施加更深层次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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