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3年对中国媒体而言是十分复杂的一年。这一年无论是市场还是舆论环境都对中国媒体行业提出巨大挑战。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对此给出了自己的观察。他认为中国市场化媒体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市场化媒体人将迎来风雨飘摇的十年。本文为FT中文网2013中国年度报告的一篇
报纸已亡，报禁未除，社会已等不得了，就连媒体人自己也等不得了。
2013年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年份。从纪念的角度讲，这一年是“非典”十周年。“非典”这个词隐含了后来历次大事中的信息传播的常见图景：封锁与开禁的拉锯、谣言和真相的竞逐、官方和民间的罗生门叙事。
“非典”时，作家王怡用这种传染病来比喻中国政治现状，认为中国政治现状在致人呼吸困难这一点上，与“非典”异曲同工。王怡的说法堪称妙喻。十年后，中国出现了大规模呼吸困难。全国山河一片霾，在很多地方生活的市民，都养成了每天早起第一件事查空气污染指数的习惯。这一年的11月8日，北京并不意外地也有霾，新闻学教授展江在一篇博客中写道：“笼罩在中国新闻界头上的阴霾，在11月8日第14个记者节来临时特别浓密。”何以特别浓密呢？因为刚刚发生了震动全国新闻界的陈永洲事件。
2003年“非典”时期，手机短信对公众舆论升级并扩大到全国范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十年后，公众对手机的倚赖更加严重，只不过他们此时看的不是短信，而是微信。很多人早起的另外一个习惯，是打开微信，在瞬息万变的时间线上撷取最新的消息。11月8日当天，微信的朋友圈里，大量朋友都在谈论记者节。上海的富敏荣律师说：“这是一个愁云惨雾笼罩下的记者节，今年的记者节看来只能在哀怨中度过了。恕不说节日快乐了。”
在一个年轻学子的微信群中，中山大学新闻系的一位大三学生写道：“去年这时候，我还乐乐呵呵地逐一发短信给认识的记者老师。今天就算了吧。发现我根本说不清是怎样一个群体在过这个节——哦，好像还不能用‘一个群体’来形容他们。”
陈永洲事件最好地证明了，在外界环境如此险恶之时，新闻界不能形成一个共同体。在头版上斗大的“请放人”、“再请放人”激发巨大的舆论风暴之时，《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徐达内在10月24日写了一篇“媒体札记”，名曰《命运共同体》，然而仅仅过了不到两周的时间，11月5日，他的另一篇“媒体札记”的名字已经改作了《决裂的时机》，其中说到：“轻重缓急，大恶小恶，何去何从？理念决裂已经昭然若揭。”如此急转直下的新闻从业者的心理波荡，令事发当初一位《新快报》记者充满感情的声称“今天所有媒体人都是兄弟姐妹”，在事过之后听上去像个滥情的笑话。
徐达内所说的决裂意指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的一篇《新闻寻租不可恕》引发了来自南方的“少壮派”的“不忿”，新闻界“愈发呈现道不同不相与谋之势”。胡舒立说：“陈永洲事件中暴露出的基于新闻报道权、记者监督权的权钱交易，已足以使人痛心疾首。无论愿与不愿，应当承认这是丑闻，其实不啻于新闻界一次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自我戕害，受伤最深的是矢志公义、推动社会转型进步的新闻事业。新闻界同仁只有自律自省、直道而行，才有可能挽回这一信誉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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