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经过复杂的2013年，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对2014年有何期许，对中国的改革又如何去看？在1月10日天则经济研究所举办的《新年期许》论坛上，任剑涛教授表达了自己对个人、社会和国家的不同期待。本文系作者在论坛上的发言全文，经作者本人审阅修订，授权FT中文网刊发，以飨读者。
表达新年期望，恐怕不在展示锐气，而在展望未来，许下心愿。在新年来到之际，中国人总是讲“新年必有新气象”。如果不是对新气象的期待，我们就不会有期望。因此，我想到我们汉语读书界十几年前流行的一个美国新教神学家蒂利希的著作《政治期望》中的一句话——“怀着期望前行”。新年之所以有新期望的理由，就在于我们要前行。如果停步的话就无所谓希望。
纵观2013年，我们在年初的部分期待确实得以实现，这值得喜悦。但期待2014年的理由不应停留在对各种可喜成果的自鸣得意上 ，而应在克服上一年期待的失落基点上产生新的期待。正是2013年的不足与缺陷，使我们在迈入2014年的时候，产生更为强烈的期望。那么有什么样的期望值得作为2014年的期待提出来呢？从个人到社会，到国家，我都满怀期待。
首先是个人的期待。个人的期待源于个人的处境。2013年中国出现了很多悲剧性的社会事件。最悲剧的是十来岁的小女孩，因为在一个缺乏爱的环境里成长，缺乏起码同情与良知，竟然把一个不到两岁的小男孩从25楼上抛下去了。其他种种社会悲剧，包括厦门陈水总的公交车纵火案，是因为他得不到期待的59岁领取退休金的待遇，因而在公共汽车上点燃了汽油罐，48个人随之陪葬。在皇城根脚下，还发生过因停车位发生争执，两位青壮年男士摔死了与他争执的妇女的婴儿。这一系列社会悲剧出现以后，中国社会充满了义正辞严的道德谴责。在谴责的当头，大家都确信自己是浩然正气的道德典范，都确信这些违法犯罪的人是十恶不赦的罪人。的确，罪人难恕，但人们却也很少去思考：单纯指责别人，其实潜含着放纵自己。
为什么中国社会对每个人的议论都缺乏一种像1980年代中国那种富有责任意识的反省呢？原因在于，中国在前行之际，个人的自我放纵、权利诉求和个人对社会、对国家的指责盘根交错。在中国的艰难转型中，社会悲剧不会马上降到零，但也许能在责任意识的规范中明显减少。我们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转型时代，这种痛苦的体验还会存在，在2014年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还会有很多痛苦的体验，但是我期待社会能回到80年代高扬个人责任意识的状态，以减少这种痛苦。
很多人认为，1980年代的改革是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改革，在我看来不是。因为1980年代由北京大学学生提出的口号——“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最足以代表那个时代的责任意识。这句话，最适合作为中国的每个“我”在2014年的自我期待。在这样的期待中，每个人应努力回答：应该有一种怎样的个体责任意识，在此基础上去寻求自己的权利满足，以及在履行个人责任的同时，去要求社会和国家为他提供什么。我的第一个期待，就是回归个体责任意识，重回1980年代的责任先导、各自推进、互助扶持以撬动改革、推动社会进步的蓬勃发展状态。以个人的责任感和行动力，推进中国的深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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