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在过去35年因为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而一举成为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但它的增长方式20年来却一直遭受诟病。要求改变增长方式在经济学界的呼声甚高并很快演变成主流观点。这一观点早在1995年还成功地被写入了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的决议中。在此之后，该命题在中共有关经济领域的重大决议或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均反复出现，十八界三中全会的决定也没有例外。
经济学家内部流行的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表述有多个版本，但大同小异。一种表述是，中国的增长方式应从投资驱动的增长转变为消费驱动的增长。而更流行的表述似乎是，中国经济的增长要从要素驱动的粗放增长转变为效率驱动的集约增长。尽管经济学家们对什么是效率驱动的增长心知肚明，但还是有经济学家干脆明确地把效率驱动的增长解释成全要素生产率（TFP）驱动的增长。
很容易发现，无论上述的哪种表述，无论是从需求侧还是从供给层看待经济增长的源泉，他们都一致性地认同中国经济过去的增长实在是过度依赖了投资或资本的扩张，而投资驱动的增长是非常不健康的模式。
我猜测，有些人之所以认为投资驱动的增长不健康，那是受了早期经济学家对苏联的那种所谓粗放增长方式批判与否定的深远影响。苏联解体之后不久的1994年，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又重拾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的陈旧概念来批评东亚经济，特别是新加坡的增长方式，惹得一身麻烦，更引发人们对东亚与苏联增长模式的学术辩论。连杰弗里·萨克斯（Jeffery Sachs）也站出来批评克鲁格曼，认为苏联与东亚的增长模式岂能同日而语，东亚基于市场机制的投资分配要比苏联基于计划体制的投资分配有效率得多了。
事实上，也就在克鲁格曼发表该文之后不久，中国国内一些经济学家也开始对照检讨和批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长方式，并把这种增长方式同样冠之以粗放型的增长。20年来，很少有人会怀疑上述批评的正当性，而中国经济需要将过去的粗放增长方式转变成未来的集约增长方式，更是成了共识。
但这一共识这些年却一直困惑着我。我自己从事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研究15余年，熟知这一领域的大部分文献，却发现转变增长方式这一命题与我本人的研究以及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研究结论并不吻合。而要从现有的经验研究中推演出这一命题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相信，我们定义中国增长方式的困惑和困难不在于投资对增长的头等重要性，而在于TFP的超常增长事实。如果中国过去的增长真的可以用粗放的增长方式来定义，那我们该如何去评价上世纪80年代以来TFP年均4%的增长记录？如果4%的TFP的增长率还不能证明是效率驱动的增长，那今天美国1%的TFP的增长率为什么可以是？如果我们确信中国未来的TFP年均增长实际上只会缓慢下降而不可能高于过去的记录的话，那么我们期待中国未来的增长（最好）必须由效率驱动而不是投资驱动的含义又是什么呢？我把这个答案留到后面给出。
我们先来讨论一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TFP的增长情形。考虑到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核算的研究相当丰富这一事实，我这里仅引用两个较为流行的核算结果来说明TFP的增长记录。一个是曾供职于世界银行北京办事处的经济学家高路易（Louis Kuijis）的研究。他发现，1978年到1993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9.7%，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9.0%，其中TFP的增长是年均3.8%，资本-劳动比率年均增长3.1%。1993-2005年间，GDP年均增长9.5%，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8.4%，其中TFP的增长是年均3.0%，资本-劳动比率年均增长5.3%。这是我看到的最为保守的核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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