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次我在纽约和好几拨人吃饭,遇到快毕业的硕博士和本科生,大家齐聚一堂讨论的事情大多围绕着今后的事业重心放在哪儿。

在刘瑜教授留学的那个年代,她说遇见的每个中国人都是祥林嫂,喋喋不休地在问“以后想不想回国去”。而随着国际间交流合作机会的不断放开,“回”还是“不回”,对于留学生而言,似乎已经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海归了回来呆着不舒服还能再海飘过去。但细思下来,又并非那么简单,机会的多元化反而让人更纠结。国内外就业市场的好忧参半,生活品质的零零碎碎,以及文化氛围的天差地别,都成了需要顾及的重要因素。事业的起步平台一般都需要有连贯性,是去开垦属于“美国梦”的一片天,还是回来刷新自己的“中国梦”,成为留美学生在毕业当口不得不做的选择题。

我想起十五岁第一次去美国,下了旧金山机场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资本主义阵营”:“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满眼望去是低矮的楼房,和人们悠闲笃定的腔调,海风徐徐,白云朵朵。当然了,那时候国内雾霾并没那么严重,蓝天白云也不显得那么的“贵如油”。后来我与美国住家一对四十出头的白人夫妇共同生活了一年,感觉到他们的“美国梦”就是我们“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高阶版本:丈夫经营着一家帆船商店,妻子是全职太太,有两个小孩,惬意自足。而对熟悉这些画面的留学生而言,这样的生活似乎又少了那么点盼头、那么点激情。

美国作家亚当斯(James Truslow Adams)在他的书《美国史诗》中给了“美国梦”一个比较开放的定义,“在美国,每个人的生活可以过得更富裕,更充实,因为机会变得均等。不再有欧洲式的上流阶级去规范社会秩序了,而给予个人自由竞争的机会,使得人们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而获得成功和财富,并且实现社会的有效流动性”。但在一些美国人眼里,现在的美国梦可能不再是抵触所谓老牌欧洲“精英主义”的“自由主义”,而变得更加“后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更加看重财富的积累。但在金融危机之后,不仅仅是穷人叫嚣着社会分配不均,连中产阶级都开始抱怨自己过得苦。很多美国朋友都跟我提过,曾经让他们坚信不疑的美国制度,现在也开始出现裂痕。特别是这几年的经济不振后,“占领”(Occupy)各种城市的浪潮此起彼伏,许多美国人也对其制度中的“自由“、“公平”等优越性和稳定性产生了怀疑。而相对的“中国梦”,也有着对“过日子”的追求,但对很多人而言似乎多了一份社会担当和文化诉求。而落到实际,大概有三个方面的不一样。

先说工作氛围吧,美国的大多数企业里面,尽管也有着这样那样的办公室政治,但总体而言,同事间的交往比较简单,跟上级之间也相当随和。在我曾经实习的美国公司里,下级是可以公然挑战上级的,下级觉得上级有什么做的不对,可以有理有据地指出,这并不稀奇。如果说的恰当,还很有可能被大老板褒奖。我的一位朋友白小姐,在出国之初曾在国内一间外企会计事务所工作,谈起国内的公司氛围,她就觉得不那么宽松随意了,尤其是在待人接物方面,比如说非常注重领导的称谓。另一位曾在中美两国科技公司工作了快十年的林先生就说,中国的公司更强调权力等级,而美国更注重实际的经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