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中国青年知识分子
【编者按】本文为丁学良教授与几位年轻中国知识分子（既有本土毕业的，也包括海外归来的）所作的小型座谈实录，试图分析中国乃至世界观察家们对中国走向的最大疑点和焦点之一：最高层的权力集中可能带来怎样的好处和风险。这其中涉及的大部分问题，是对作者FT中文网《中间论坛》专栏中刊发文章的补充和回应。FT中文网刊发部分对话内容，以飨读者。
中国的高层权力集中，首先是“两个一”原则，就是“一党制”：中共一党领导，加“一会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掌控权力。由此很可能顺势出现“一人制”：权力再集中到一人手里。客观地说，这样的“三一原则”在特殊时期有其合理性乃至必要性，但不能将其无条件地延伸下去和固态化。
为了尽可能地体现我们讨论时的激烈和真诚气氛，我将讨论稿中的原句基本上保留照登。
毛、邓后多年中国政治中无人拥有一票否决权
问：您曾经在FT中文网的一篇文章里边提到过一个概念，叫做“邓小平模式”。
答： “邓小平模式”这个表述，我估计是编辑最终概括加上去的，因为此前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中国模式”，也许他有这个印象，我怕误解，解释说：我要讲的是当年邓小平处理、经管、安排中国最高政治权力转换的方式，英文很容易讲，就是“power transition（权力转移）”，“The Deng Xiaoping-mode of power transition”。可是在中文里，这类概念都没有得到很普遍地清点和梳理，当然也因为在国内不许公开讨论这个问题。用中文讲这类概念很难，所以编辑参考我讲过的“中国模式”，套用成了“邓小平模式”。
其实我讲的，是邓小平的那种处理和安排中国最高权力转移的一套方式和风格。当然有一些权力交接的具体细节也不好细讲，如：某某人（李鹏，编者注）当时为何被提拔到那个位置上，这个问题牵扯到海内外出版的回忆录的发行区别。而据我所知，导致一些人被提拔到高位，是非常巧合的原因促成的，如果给邓小平第二次机会选择的话，也许他的选择会不同。
问：姑且我们还用“邓小平模式”吧？
答：可以用“邓小平方式”，更贴切些。
问：好，我们带来的一个普遍关心的问题是，能不能说今天中国的政治体制是“邓小平方式”的一个发展和延续？但显然，目前这个模式本身已经遭遇或者说正在遭遇种种挑战，比如，最高领导人（您所谓的“单个决策者”或其同义词“独裁者”）本身权威的递减，特别是在上一届最高层执政期间。当然，对于这种现状，国内的某些理论工作者（如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提出了“集体总统制”。
答：“集体总统制”这个概念，如果纯粹从字面上来看，实际上来自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共产党中央。斯大林去世之后，因为斯大林这个大独裁者（就是“单个决策者”）带来的严重后果——其实在他活着的时候这种负面效应就开始显现——在他死后，苏共中央大多数成员对独裁的认识就更加清楚了。
于是，为了避免再出现斯大林这样的大独裁者，苏共最高领导层组成了一个“主席团”（“主席”的复数——Praesidium）。我认为，这个“主席团”就是“集体总统制”。那时通常都用“总书记”这个称谓，因为斯大林曾经担任过总书记。总书记的英文表述是Secretary in General，而general是来自部队的，因为将军就是general（三星上将），是要管一切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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