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万润南坐在路边小酒馆的绿色座椅上等我们。象五个月前的见面一样，又是个雨天，他仍头发短促、下颌上留一片花白胡子，套一件蓝色的夹克。
空气都湿漉漉，但巴黎郊外比北加州的小镇要诗意得多。那乏味、标准化的老年公寓、孤零零餐厅里的粗壮大妈，被蜿蜒的小路、妩媚的法国姑娘替代了。
我们坐下来，他点了阿尔萨斯的红酒，还有味道不佳的鲑鱼。因为心脏问题，他再不能大口饮酒。在三十年前的中国商业世界，除去大胆与精明，他还以豪饮著称。他曾戏称自己体内有一种特别的酶，可以分解酒精。
“四分之一地方都堵死了”，他用拳头来作比心脏，为我讲解心房与心室的关系，哪个部分出了问题。他的声音镇定、平稳、缓慢，很少表现出强烈的情绪。这是一种奇怪的抽离感，在谈论自己，仿佛谈论的是另一个人。其中还有一种令人信服的坦诚，似乎对所有事都可开诚布公。
他气色颇佳、谈兴也浓，丝毫看不出危险的迫近。比起上一次，气氛更为放松与亲密。可能是他对我增加了了解，也可能是巴黎的气氛使然。
他钟情巴黎，这里梧桐树、小巷与洋房，正象他成长的上海的法租界。更重要的是，这还是雨果的故乡。在他狂热、匮乏的青年年代，“革命”魔咒般地存在，没什么比雨果的《九三年》更能捕捉到这种革命的崇高与残酷。
25年前的逃亡开始时，法国是第一个接纳接纳他们这些流亡者的国家。它不仅接纳、还把最慷慨的荣誉给予他们。那年七月，正是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在盛大的纪念仪式中，他们被邀请到主席台上，当游行队伍经过时，他们发现中国留学生是第一方队。法国人将整个春夏之交的天安门广场视作对大革命精神的延续，这些青年人与知识分子是“大革命精神”的继承者。
两个世纪以来，不管是 1789年、1848年还是1871年，革命就像是文学、艺术、时装一样，是巴黎最重要的风尚，也是最被庆祝的精神。
令人嘲讽的是，“流亡”这一个概念正是因法国大革命而起。当“公民们”攻陷了巴士底狱、把国王送上了断头后，法国贵族们开始四处逃散，他们成为了“流亡者”，它的声誉不佳。巴黎制造了流亡者，也慷慨地接待过形形色色的流亡者，从19世纪的赫尔岑到20世纪初的列宁再到冷战时代的米沃什，更有军人独裁时代的拉美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他们是政治人物、作家、艺术家，常是为了逃离一个令人压迫的政治制度到此。
但巴黎从未接纳这样规模宏大、面貌清晰的流亡群体。经由电视新闻网的直播，天安门事件变成了一场全球性的戏剧，延续了整个夏天。从热情高涨的青年到血腥屠杀，它的高度戏剧性更使它深刻地进入了整个世界的道德意识，它不再像是来自遥远国家的悲惨故事，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从这幕惨剧逃出的人们，成了天然的道德象征，北京对他们的口诛笔伐，更加深了这一形象。他们的群体也足够庞大与多元，有魅力四射的学生领袖、昔日当权者的智囊、声名显赫的知识分子、新兴的企业家……他们不仅代表了一个失败的、被同情的过去，同样代表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这一群精英或许可以为未来中国提供另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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