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7月4日美国独立日假期之前发表演讲以来，他的言谈中增添了一种强硬语气。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John Boehner)扬言要起诉美国总统滥用权力。奥巴马说：“那你就起诉我吧。”媒体报道着力描写了他新的好斗情绪。
那可能不是奥巴马想要的结果。那次演讲中的核心部分是几个有关“经济爱国主义”的浮夸段落。奥巴马喜欢这种修辞方式，它在工薪阶层听来像是保护主义，但并未暗示可能吓坏自由贸易者的监管措施。这位总统显然希望巩固其关心普通美国人的形象。
不过，奥巴马演讲的这一面没有引起注意。当他试图联系普通民众所关心的事务时，他的语言就变得苍白无力了。他说，美国人应当把更多钱花在“能帮工人找到工作的事情上，能帮有家室的人晚上回家看到家人的事情上”。即便这是一次关于基础设施的演讲，这种措辞也显得语焉不详，有一层隔阂。他想要引起体育迷的好感，为美国足球队即将走上“赛场”(pitch)而欢呼——但只有那些在伦敦金融城从事过交易的美国人才会懂得pitch这个词。美国政客有时会脱离他们与选民根基的密切联系。但是，这样一个民主赋权的全球标志人物讲话听起来像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历史上的法国王后，曾被指脱离现实——译者注）似的，我们对此该如何解释呢？
当今的许多杰出民主哲学家中，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的约翰•邓恩(John Dunn)是最能听出其中悖论的人。他的新书《破除民主的魔咒》(Breaking Democracy’s Spell)，汇集了他在耶鲁大学(Yale)的四个讲座。其中一篇《诊断民主的权力》(Diagnosing Democracy’s Power)，显示了尤其在美国，民主非常容易偏离其目标。尽管从不低估人民选择领导人的权利，但邓恩教授在该权利和自治之间划上了清晰的界限。他写道：“没有哪个审视当今美国的人能理智地得出结论认为，美国是民治的国家，”当然他同时承认，人民选择统治者的权利不是完全没有价值。
西方民众不擅长区分“幸福的意外和神奇的公式”。民主不是好政府的代名词。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情况恰恰相反。在邓恩教授看来，民主对法律与理智不仅可能漠不关心，还可能敌视。在被迫选择的情况下，多数人将宁愿选择法律，而不是民主。邓恩教授2011年提出的这个观点，已在乌克兰得到验证。总体上，西方观察人士希望看到乌克兰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ich)被推翻，因为他是个腐败分子——不能因为他是民主选举产生的，就让他为所欲为。西方的反对党正在尝试各种方法，以便更快地把不得人心的政客拉下马。在美国，制度、国会调查、弹劾与羞辱几乎可以起到英国和欧洲国家议会不信任投票的同等效果。
如果民主与好政府之间的联系这么勉强，那么就应当搞清楚民主是在哪里获得强大合法性的。邓恩教授给出了几个答案。其中一个答案是推翻暴君统治的力量——正如2011年阿拉伯民变浪潮所展现的——即便这意味着把另一个独裁者推上台。人们也发现，相比屈从于另一个平凡人物的意志，顺应民主的主流对他们自尊的冲击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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