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多半没有想到，在他逝世十年的追思会上，关于中国问题的分歧不仅没有弥合，反而越加分裂，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也迎来引来2.0版本，也就是张维迎与林毅夫关于政府与市场的争论。
两天追思会我都在现场，一些感想已经写在《杨小凯：经济学家还是思想家》。坦白说张维迎与林毅夫当时发言时间有限，逻辑未能完整展开，没有形成全面对话，还是流于观点之争。林毅夫主要立足于其新结构经济学阐释，尤其是“有为政府”，当场不止一次表示自己被误解；而张维迎则表示典型的后发劣势的情形在中国开始显示，中国的改革甚至经济改革不能断言成功，随时可能倒退，甚至可能摧毁原来所有取得的成就。
比起这场辩论引发各种讨论，更耐人寻味的是不同的评价态度。但从我个人公共微信“经济人”等社交媒体的反馈来看，对张林的态度，基本取决于评价者的个人左右倾向而不是观点本身。
回看林毅夫和张维迎的论战，他们的不同被总结为三点交锋：亚当·斯密谈政府作用的理论过时吗？企业是企业和政府合作的结果吗？利用比较优势是政府擅长还是企业擅长？这些话题其实都是经济学基本问题，一方面从现场感觉来看，两人所谈问题层次不同，也有基本理念与操作层面之别，一方面如果要较真，相关研究文献汗牛充栋。
如果是一个学术讨论，那么同行评议最为重要。华裔经济学家黄有光参加会议，在FT中文网《对纪念杨小凯的感想》一文中表示自己看法在张维迎和林毅夫中间，在中国市场与政府都做得不够，“张维迎对思想自由、市场与企业家的强调，显然是正确与重要的，但他说政府无论怎么做都做不好的看法，显然极端。林毅夫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政府95%作对了，也有些夸大。”
问题在于，这场辩论已经超越学术。任何话题进入公共议程，除了专业维度，更重要是常识维度。这场辩论与其说学术之争，不如说是观点之争，甚至路线之争，可谓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之争在不同语境下的重演，甚至可以追溯到杨小凯的少年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的分裂与对抗。
即使是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也很难说是单纯的学术之争，毕竟杨小凯研究领域并非此处，而且这一话题影响或许并没有超出中国。六年前，我和普林斯顿经济学教授邹至庄有场对话，聊起这场争论时候，他表示并不知道，同时强调“后发劣势并不是意味着你落伍了，就一定赶上。我认为如果后发国家已经很进步了，怎么可能再快呢？要是它和先进国家有一个很大的距离，才会有超赶的可能，那并不是如果你有较大的距离一定能赶上，全世界国家很多，非洲那么多国家，与发达国家距离很大，但是没有发展。所以一个国家落后，就一定会发展吗？不是。”
对于公共议题，牵涉道德以及动机意义不大，问题在于，任何文本要放在语境之下思考。那么，在中国情景之下，抛开简单对错站队，应该如何思考上述问题？
经济发展到今天，没人会直接否认市场的作用，也没太多人会真的支持无政府主义。多数人已经认知道政府和市场关系远远不是非此即彼，二者都很重要，尤其在后发国家。问题在于，具体在中国，政府是一方面掌握太多资源，另一方面则不愿承担相应责任，成为很多问题的症结，最终表现就是黄有光所谓“政府和市场都做得不够”：政府做得不够其实是政府包揽一切的必然结果，而市场做得不够往往也是因为没有机会发挥，所谓市场失灵很多时候不过是政府失灵的另一面。从中国未来的方向来看，政府固然需要承担起更多本来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理念应该是逐步退出，让渡出空间机遇，让市场以及社会自然生长。
张维迎林毅夫都提到回到亚当.斯密，那么这位死了两百多年的苏格兰白人，到底说了什么，还能一再让人重温？斯密曾如此界定国家三重义务“第一，保护社会，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
对照现实，很难说我们已经超越斯密。斯密强调看不见的手，也强调国家，尤其是公正的司法，也就是法治。按照经济学大师道格拉斯.诺斯的框架，一个良性社会的有效运行秩序在于对于暴力的约束，无论国家还是个人。现代国家的诞生可以被视为政府垄断暴力而政府受到约束的双向过程，因此整个社会的制度建设相当重要，中西道路之争其实多少于此有关。
真正的市场经济必然是构建在法治基势之上，无论具体政策分歧如何，构建有法治的市场经济是中国最应该走的道路，这点近年也得到越来越多精英人群的认同。最终路径当然不易，也免不了碰撞与互动，张林之争是其中一页。对于这些分歧，我比较欣赏哈佛罗德里克教授的一句话：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经济政策。
（作者近期出版《中国经济怎么了》，即将出版《凯恩斯的中国聚会》
邮箱：xujin1900@gmail.com，@徐瑾微博http：//weibo.com/xujin1900，微信公号：经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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