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就是“政府要不要干预市场”。当然，这一问题永远不会有标准答案。在日前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10周年追思会上，中国两位重量级学者林毅夫、张维迎就该问题再掀论战。林毅夫认为，不是政府要不要干预的问题，而是哪一种干预能够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在他看来，中国过去35年经济高速增长，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说明政府做的大部分是正确的；张维迎则反对政府干预，认为政府怎么做都不可能做得更好，在他看来，现在还很难判断经济改革成功与否，随时可能倒退。
我不评判两人孰对孰错，老实说，也无此能力。现实中都有支持他们观点的事例。不过，我倒是对林毅夫一段带有自辩性质的话产生了兴趣。他说，谈到政府和企业家，大家说我强调政府的作用，这是一个误解。好比大家说我是乐观主义，其实我不是乐观主义，我是客观主义，大家都悲观，我就变成乐观主义。现在我一直强调的是有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场。有效的市场当然是靠竞争、靠企业家。但因为现在大家不讲有为的政府，所以好像说我强调政府。其实你看我所有的文章，我两个方面都看，因为有效的市场要竞争和企业家的精神。国内现在大部分人反对政府，所以我就变得比较突出。
而林毅夫在这一点上确实是很孤立的，他所指出的国内大部分学者都反对政府，确实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反对政府”当然不是说不要政府，而是指政府的手伸得太长，对市场和社会干预得太多。
中国是一个行政主导的国家，很多方面反映了一个强势政府的特征。这也是中国政府在转型过程中广受批评的一点。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下，诚然必须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行政干预。然而，不从理论而从现实的发展来看，现代国家是不是政府越小管得越少就越好呢？
这似乎又回到上面林毅夫-张维迎的争论，但这个问题确实值得仔细思考。要讨论这一问题，首先得秉持价值中立，从历史进程对政府的作用作一番客观考察。很多人可能以为，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就一直是小政府，信守亚当•斯密的小政府主张，可实际情形恐非如此。诚然，西方的主流思想，包括在上世纪90年代流行至今的新自由主义及其“华盛顿共识”，反对政府过多地介入和干预市场，强调政府要严守边界，但从实际发展来看，虽然政府作用的范围受到严格约束，可其职能和边界还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日益扩大和扩张，尤其对大国是这样。
今天西方国家的政府，普遍比亚当•斯密时期管理的事情多，介入经济的程度也深。所以，事实或许是，亚当•斯密所提出的被西方学者奉为经典的“小政府、大社会”构想，只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即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实现过。
此中原因在于，在中小企业处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市场的盲目性和周期性的危机并不明显，直到19世纪中后期和20世纪初，随着市场的扩大和垄断的加强，市场的盲目性才带来了频繁出现的经济危机。垄断资本把持公共资源，水、电、煤等公共产品价格暴涨，引起公众的强烈不满，要求政府干预的呼声十分强烈。在这一形势下，一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不得不成立专职机构，增加国家投资，控制公共产品的价格。可以说，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前，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一些大国，政府由于管理的事务少，规模一直不大。 但30年代资本主义的大危机改变了这一格局。罗斯福“新政”及战后西方国家普遍采取的凯恩斯经济主张，加大了政府在经济发展的调控和干预作用，增加社会福利等，政府部门普遍增加，相对而言，大政府的格局于是基本形成。这种情况直到七、八十年代政府财政支出过大，经济发展缓慢再次出现时，美国等国才重新走向自由主义发展道路，减少国家的干预和调控，重新评估市场的作用和价值。但以减少政府管制和再私有化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发展道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酿成了目前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从而迫使西方国家不得不又加强对经济的干预，收紧对金融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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