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第二次赢得奥运会主办权，安倍晋三(Shinzo Abe)知道这一次应向外界传递与上一次完全相同的信号：当东京1964年首次主办的奥运会时，五环旗几乎喊出了这位首相最喜欢的口号——“日本回来了”。
在安倍及其政府的宣传中，继半个世纪前首次主办奥运会之后，东京将于2020年再度举办这一盛事，传递出重要的象征意义。恰好东京角逐1964年奥运会主办权时，领导日本的正是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Nobusuke Kishi)。
当时，日本用那次赛事向人们展示，毁灭性的世界大战过后，日本已在经济和外交上获得了重生。如今，安倍则希望能得到世界的认可：日本正摆脱长期以来的经济停滞与痼疾，并再创辉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就陷入了这一泥潭，至今仍未完全脱身。
上周末，当国际奥委会(IOC)在东京、马德里和伊斯坦布尔三座城市中选定东京之后，安倍表示：“我希望这届奥运会能够成为日本扫除15年通缩和经济下滑状况的发端。”
东京申奥方案中展示了日本两个有竞争力的愿景。东京成功地使奥委会相信，尽管人们担心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之后灾后清理工作的效果如何，但比起经济一蹶不振的西班牙或者政治不稳的土耳其，日本仍是个相对安全的选择。
不过，起初的宣传定位并未突出安全因素，而是希望给人留下一个不温不火的印象。尽管申奥方案中提出修建一个充满未来主义色彩的体育馆（这个体育馆将矗立在1964年体育馆的馆址处，由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设计），但2020年东京奥运会将使用东京许多现有场馆。多数比赛项目将安排在奥运村8公里范围内，奥运村距离中央银座购物区只有2公里。
申奥方案中还提到了人们对奥运会规模和成本的担忧。然而该方案也十分契合“后增长时代”日本社会的心态，早在去年12月份安倍当选之前，这种心态就已在日本扎下根来。与1964年那代日本人相比，许多年轻日本人已经没有了那种对建设物和购物的迷恋，也不想从事那些必要而往往十分艰苦的劳动。如果你喜欢这代人的审美观，你可能会觉得后增长时代的日本看起来更人性化，甚至更开明。如果你不喜欢这种审美观，你会觉得它正是日本衰退的根源。安倍的目标则是给日本的后增长时代彻底划上句号。他不仅要使日本经济重返增长，还要消除与后增长时代伴随的模糊心态。因此他一直努力赋予日本一种新的话语，一种围绕民族自豪感和兴旺发达的新主题，不过，这种主题在过去的日本曾经出现过。
当然，要想让奥运会成为日本复兴的象征，日本必须真地开始复苏。与当初重建被炸得满目疮痍、充满饥民的城市这一目标相比，“安倍经济学(Abenomics)”提出的目标（比如把消费品价格的温和通缩变为温和通胀）有些微不足道。不过，日本的战后奇迹在1959年便已初现端倪，那时东京还没有获得1964年奥运会主办权。那一年日本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11%。
1960年，岸信介的继任者池田勇人(Hayato Ikeda)承诺在10年内将日本人的收入翻一番。他说得并不准确。事实上，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在仅仅6年内就翻了一番。
而安倍的征途则处于更早期、更具不确定性的阶段。他的开局令人耳目一新，日本股市出现大幅上涨，经济增速连续两个季度远高于平均水平。不过，如今的日本不再享有那种追赶世界的“后发优势”，而安倍为激发增长潜力对这个成熟经济体进行的调整才刚刚开始。
2020年奥运会的影响将小于1964年奥运会，因为日本的经济规模已变得更为庞大，所需重建规模也要小一些。上次奥运会时，日本新建了一条新的高速公路和一条“子弹头火车”新干线(Shinkansen)。根据野村证券(Nomura)的数据，当时日本与奥运会有关的投资规模逾1万亿日元，相当于1964年日本GDP的3.6%。而这一次，组织者预计总的“经济影响”与日本全年产值的比值将大大低于1%。此次奥运会更重要的作用可能在于鼓舞日本国民情绪，并且加大日本决策者的压力，让他们兑现承诺——安倍尤其需要利用这个契机，争取早日谱写出又一个日本复兴故事。
译者/简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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