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户籍制度的评议在上期刊出（参见《“贫二代”和城镇化》）后，有个读者好心指出，“贫二代”以官方的用语是“新生代的农民工”，我自然知道，2010年的“一号文件里”就用了这个称谓。梁鸿在她的《出梁庄记》里也说了，河南大约1700万的农民工里，这个群体目前占了有75%之多。本文用“贫二代”，则为了突出它的特质：收入处于底层的下一代，无论在收入、身份认定、知识技能、还有精神层面，贫乏的落差都非常显著。
那位读者同时电邮给我了一份“穷二代的18条标准”，虽不无调侃讥刺，其中有些提法还是辛辣的，不由得你不心悸。“……2.感到当农民工和大学生区别不大，于是勇敢地放弃高考……10.在城市经常被取笑甚至欺负,熟悉各种人的白眼……11.从迷恋个人奋斗到觉得奋斗根本改变不了命运…… 14.家里往往有没户口的兄弟姐妹……16.害怕自己尤其是家人生病特别是慢性病，因为没医保……18.大体认同这样一种说法：生活中的一切事情都要靠自己的双手解决，无法反抗就要学会忍耐……
最后的一条，笔者不但不认同，并且呼吁大家必须正视面对。贫二代的忍耐不会是无限的，换句话说，他们正在学会不再忍耐，而这正潜伏着一个大的危机。
农民工及其下一代在中国的崛起中，贡献怎么说也不会高估。当四亿以上的农民（超过了美国总人口，比整个欧洲的人数还多）从强制的体制扭曲下边际生产率趋近于零的劳作里被解脱出来，走向更丰富更有效的用途，他们和同时得到解脱的土地结合起来，焕发出惊人的生产力。中国的比较优势就是他们，而所有的外来资本，包括港资和台资，无不是冲着他们而来的。拿深圳的城镇化为例，从不到五万农民的小渔村突变为1200万人的大都市，难道不就是他们被松绑之后干出来的，还有人能说出比这更朴素更重要的道理吗？
想到这一层，过去三十多年来GDP出奇高的增长率，你就不会觉得费解了。然而我们在诠释三十年来的成就时，对此往往没能充分认识。但是要想持续过去的高成长，对这个要素，尤其是它正在经历的转折，依然缺乏应有的重视，麻烦可就会大了。经济分析常常深陷于所谓的“理性计较”里，如果我们罔顾劳动力不“只是一双手”（汽车大王福特的名言），而是充满情绪、有内生的深刻公正感，是能动的、具有反制力的生产要素的话（且慢说“以人为本”），那么冷冰冰的经济诠释，往往推导出本末倒置的可怕结果。
进入必要的经济分析之前，让我们还是借用《出梁庄记》的一些考察，以便增加自己的体认。上期提到的那个梁磊，对作者梁鸿诉说，“我爹他们那一代人手里没有资源，没有知识，没有技术，他们受过苦，觉得再苦也不是苦，只要能赚到钱就行。我们这个年龄不可能像我爹他们那样，你怎么欺负我，我都行，只要你给我钱就行……（我们）不只是为了挣钱，还得活得像个人样。最起码，你不能过分。我们对生活有自己的感受和理解，有些事愿意做，有些事情不愿意做。”
哪些事情是他们不愿意做的？梁磊并没展开，可是笔者不难体会。作为“老三届”，被驱到乡下务农短至三年长达十年，我们无法淡忘那段坎坷经历的切肤之痛。近来网上竟有人赞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改造新人”，我只想引用邓小平的一段故事来揭穿之。1979年为中美建交，邓小平率团访美。在华盛顿的国宴席上有个美国人说起，中国的一个女干部同他讲，她由衷感激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和机关干部到“五七干校”，把他们锻炼成了“新人”，邓公听了气不打一处来，当即打断那个人的话，斩钉截铁地说，“她在撒谎！”令满座惊愕，要知道这在外交礼仪上这是极不寻常的。邓公一出山，随即推动了两大举措，恢复高考和知青回城，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令笔者没世不忘。我还清楚记得，邓公当时的意见是上山下乡有“四个不满意”：本人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社会不满意。随后的半年里，在农村和边远地区的知青获准，蜂拥回城的多达八、九百万人。而这个运动殃及的知青，前后不少于17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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