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犹太历5774年新年的到来，上海的犹太社区和全世界所有犹太社区一样，聚在犹太会堂里吟唱犹太新年祷文。这座会堂是为纪念世界上最古老宗教之一的犹太教而修建的。与其他地方的犹太会堂唯一不同的是，这座会堂归政府所有，犹太人何时可以在里面举行宗教活动由共产党说了算（这意味着频度不会很高）。
拉结会堂(Ohel Rachel)坐落在一座绿意盎然的院子里。院门外标牌写着：“上海市绿化委员会”。但值得庆幸的是，没有迹象显示，在不举行犹太教庆祝活动的时候，这里被用来存放农用设备。但因受到会堂实际拥有者——上海市教育局的限制，会堂一年中对信众开放的天数屈指可数。在开放日以外的其他时候，公众和信众都无法进入这座上海保存最完好的犹太教标志性会堂。
但别担心，这种安排并非有意针对犹太人。事实上，与其说中国反犹，不如说中国反宗教。在中国，基督徒的日子难过得多。
事实上，专门研究和宣传在上海的犹太人生活的德维尔•巴尔-贾勒(Dvir Bar-Gal)称，在华犹太人令人瞩目地几乎没有遭遇反犹活动。巴尔-贾勒的工作之一，是搜寻文革以来流散至民间的犹太人墓碑，这些墓碑被一些农民挖去，用作家里的门槛或洗衣板。
巴尔-贾勒在他的“一日游”活动中，领着我们穿行于当年犹太人在上海经常活动的街道，一边告诉我们：“这里没有反犹主义——这儿一切都是生意。”他的路线既包括上海外滩（Shanghai Bund，由巴格达犹太人(Baghdadi Jews)在上世纪初建造）边的一些著名建筑，也包括当年的犹太人聚居区。
巴尔-贾勒为我们讲述上海的故事。在那场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中，上海是犹太人最后的避难所。他说：“任何其他城市拯救的犹太人都没有上海多。”当其他国家对犹太人关上大门的时候，只有上海（当时已在日本控制下）不要求犹太人提供入境签证，也不限制犹太人入境总人数。当时，为逃离纳粹控制下的欧洲，总计有逾两万犹太人来到了上海。
即便如此，犹太人在上海也并非高枕无忧。在盖世太保的敦促下，日军开始把来自沦陷国的犹太人限制于上海市虹口区的一个聚居区，让他们与10万名中国邻居挤在一起。区域内的犹太人有十分之一未能活着看到战争结束，但这不怪为他们提供容身之地的上海。他们要么死于疾病（被紧邻的上海邻居们传染），要么死于自杀（因为无法继续忍受贫困与饥饿）。但上海没有集中营，也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清洗犹太人活动。在这段有关人权的历史章节中，中国罕有地站在了正义的一边。
巴尔-贾勒带我们来到当年上海犹太区里的一条巷子。那条巷子窄得几乎无法容纳两个人在里面并排行走，两旁的房屋光线昏暗、阴冷潮湿、简陋至极，却仍容纳了好几户家庭。自共产党在1949年夺取政权、犹太人搬离以来，这些房屋一直大体维持着原貌。
巴尔-贾勒说，如今在上海安家的犹太人大约有5000至6000人。因此，在上月的犹太新年时，有几百名犹太人选择在拉结会堂庆祝节日。拉结会堂建于1920年，建造者是巴格达犹太人大亨雅各布•沙逊(Jacob Sassoon)，他用自己妻子的名字命名了这个会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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