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李乃熺(Harry Lee，见右图左)接手香港服装集团联业制衣(TAL)时，他面临的一系列挑战之一是贿赂。联业制衣为众多全球大品牌生产衬衫和裤子。
在与香港岛一水之隔的九龙，李乃熺坐在自己简朴的办公室里，说：“那时仍存在很多不正当行为……有人给了我3页纸，上面写着我们要向这位客户支付了多少比例，要向那个客户支付多少比例。”
回首当初，该公司在九龙尖沙咀的夜间活动与它生产的衬衫一样有名。在尖沙咀，当时还有小贩们兜售定制服装。该公司每月的招待费为20万港元。“如果你去最好的中餐馆，点一桌非常好的菜，包括鱼翅……费用也不到1000港元。”李乃熺说，“其他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你说呢？女人。在香港所有的夜总会，我们都很有名。”
现年71岁的李乃熺改变了这种文化，他将每月招待开支降至1.5万港元，并用30年时间，将联业制衣打造成了一家营收高达8亿美元、拥有2.5万名员工、在亚洲各地设有11家工厂的大型集团。
尽管在香港之外并不怎么出名，但该公司现在已成为全球最大服装制造商之一，每年生产5600万件服装。在东莞的一家工厂，出于培训用途，有一面墙上悬挂着每位客户订购的衬衫。在那面墙上，从艾迪堡(Eddie Bauer)、香蕉共和国(Banana Republic)、吉凡克斯(Gieves & Hawkes)到博柏利(Burberry)，均赫然在列，堪称一份“高街”时装企业名录。布克兄弟(Brooks Brothers)也是联业制衣的一位大客户。如今，联业制衣可以这样宣称：目前在美国销售的衬衫中，每6件就有1件是由联业制衣生产的。
李乃熺最终成为香港知名商人，这却几乎出于偶然。年轻时，他曾赴英国学习电子工程，然后又赴美国深造，获得了布朗大学(Brown)的博士学位。
他的叔叔李雍熙用一张回程机票诱骗他回香港度假，然后又说服他加盟联业制衣。当时，创立于1946年、最初为家族企业的联业制衣，已是一家非常知名的纺织企业，因为它是二战后对香港经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之一。不过，该公司之所以在香港生根发芽，并非刻意计划，而是更多地缘于机缘巧合以及毛泽东。
毛泽东在中国建立政权的3年前，李雍熙的父亲李震之在上海创建了大南纺织有限公司(South China Textile Limited)。当时，上海有数个家世显赫的纺织世家。但在1949年中共上台前、解放战争的最后几年里，时势对上海的实业家们造成了冲击。
当时，李震之从美国订购了一批纺织设备，打算运往重庆工厂。但由于申请进口许可时遇到了一些问题，那批机器被卸在了香港。后来，这位有7个子女的父亲举家迁往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在那里开设了香港第一家纺织厂，为后来其他一些逃离中共政权的实业家铺平了道路。
“就这样，我们的家族事业开始在香港生根发芽。纺织业成为香港的一个主要行业、并大量吸纳就业。”李乃熺说，“当时控制香港纺织业的主要有两个帮派，上海帮和（广东）潮州帮……我们是上海帮。”
李乃熺说，在最初的那段日子里，“钱并不难赚”，因为香港的人工成本非常低。日本的纺织业在战争中遭到毁灭，这一点也令香港企业受益。例如，丰田(Toyoda)家族(后来因丰田汽车(Toyota)而更为知名)就在战争中失去了所有的纺织厂。
上世纪60年代，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因为英国和美国开始担心，来自香港（以及当时工业已复苏的日本）的进口产品会导致本国纺织厂破产。在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主政时期，美国政府推出了一项将一直持续到2005年的配额制。李乃熺表示，这促使联业制衣开始赴其他地区办厂。
李乃熺说：“一开始，我们从香港来到台湾、泰国……寻找那些不受有配额制限制的地区。”
马来西亚也是联业制衣扩张业务的一个目标。从美国回到香港后不久，李乃熺被派到那里，经营一家出现亏损的工厂，在古巴出生的华人妻子与他同行。后来，他又被派到了另一家马来西亚工厂，那家工厂拥有3000名员工、1500部织机和10万个纺锤。“我坐在那里，面对偌大的桌子，内心非常恐惧。工厂每一天都亏很多钱，简直像疯了一样。”李乃熺表示，“我坐在那里，毫无头绪。我以前从没有亲眼看到过纺织机。我就是这样起步的。”
但在事实证明李乃熺能够让这些工厂起死回生之后，他于1979年底被召回香港，接手了服装业务，因为原来的负责人、他叔叔的一名合伙人另立门户，还挖走了许多员工。“服装部门被彻底掏空了。”李乃熺表示，“他很友好，但他从我们这里带走了很多人。”
联业制衣发展得不错，利润率为20%左右，但面对其他地区更为廉价的劳动力，英国和美国几十年前面临的命运最终也降临到香港头上。于是，他决定在中国内地设厂。
“我的叔叔之所以来到香港就是因为共产党，因此他一点也不相信共产党。但到1995年……我们别无选择了。到处的人工成本都在上涨，因此我们基本上决定试一试。”
李乃熺表示，此举当时有所帮助，但如今，内地那家工厂和附近的另外一家工厂也再次沦为这种压力的牺牲品，这种压力曾迫使纺织制造业从西方转向东亚，最近又转向孟加拉等人工更低廉的国家。“现在那里的情况很糟糕。我们招不到人，人员流动率很高，工人薪资也很高。”
尽管李乃熺现在处于准退休状态（他去年已将首席执行官一职交给他的儿子李国权(Roger)），但他仍保留着董事长一职，而且每天都来上班。他还亲自管理着他的一位老客户——现年81岁的修女Sister M Laetitia。她在俄亥俄州的一个修道院里静修，迄今已近60年了。他从香港采购布料，然后发到这位修女那里，她为15位在Monastery of the Poor Clares修道院终日祈祷的赤足妇女缝制道服和祭服。
李乃熺看望过这位修女，她与访客中间必须隔着护栏。她是他的姐姐。甚至到今天，他还记得58年前的那天，当时他的父亲得知，自己再也无法拥抱这个最大的孩子了。
“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父亲哭。那确实让人悲伤。”
译者/梁艳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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