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岁末年初,为了纪念在2013年刚刚去世的诺奖经济学家科斯,天则经济研究所举办《罗纳德·科斯思想研讨会》,探讨科斯对中国的影响,并希望能通过这场讨论看清科斯的思想与正在进行的中国改革的关系。本文系作者在研讨会上的发言,经作者及天则所授权FT中文网刊发,以飨读者。

我最近几年比较关注儒家,也比较关注中国历史,所以,今天,我想从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维度来讨论科斯在书里提到但没有展开的话题,那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发生了边缘革命。

要讨论这个议题,我们需要做一些跨国的对比,比如要追问,在其他国家有没有发生?我们把这个问题先放下,首先讨论,在中国,为什么能够发生边缘革命?我的回答非常简单:因为市场经济本来就是中国经济的传统,在50年代计划体制建立之前,中国就是一个私人产权、自由交易的市场体制。

最近这些年,国内外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用越来越多的材料来说明,从战国时代开始,中国就是一个市场经济的体制。当然,这中间是有一些反复,但完全可以确定的是,从中唐,也就是两税法实施之后,中国肯定是市场经济的体制。所以,在经济史研究中,关于宋代的经济,日本学者有大量的研究,有人甚至提出“宋代经济革命”,李伯重教授则研究过明清时代的“早期工业化”。总之,有非常充分的材料证明,中国传统上就是一个市场经济的体制。

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源,也就是中国能够发生边缘革命的一个基本条件,这个条件,我想收缩范围,简单地讨论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这样一个市场制度的发生,需要一种创新的精神,尤其是在20世纪中期那样一个计划经济的体制中。你要想在边缘上创新出市场的那些制度,需要创新精神,需要冒险精神。另外一点是制度知识。你得知道,你要创新什么样的制度。这两个要素——创新的企业家精神和市场制度的知识,由日常经验提供给普通中国人了。而长期在市场经济中生活的经验,塑造了中国人的企业家心智。

我最近在想是否可以提出一个概念:“市场开化程度”。中国人的市场开化程度是世界上最高的,这涉及一个人对市场的理解,一个中国普通农民完全可以理解市场是怎么运作的,并且可以非常顺利的进入市场网络中。在其他很多文明中是看不到这种现象的。这跟中国长期的市场经济传统是有关系的,在这样一个传统的熏陶中,中国人都有市场的生活经验,这样的生活经研究塑造了一种心智,这样的心智支撑了他们在体制的边缘,甚至在体制之外创新一些制度的意愿和能力。

所以,我反复强调一个观点:过去30多年来,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建立,严格来说其实是重建,或者是恢复。市场体制在中国以前并非没有,只是到了毛时代,这个体制被摧毁。但在边缘上,普通民众不自觉的或者自觉的恢复了中国固有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样一个努力,我们可以称之为“违法性创新”。这样一个努力通过政治程序获得了中央政府承认,变成了法律,变成了宪法,由此才有了改革。

所以,“改革”作为一场制度变迁,其实就是中国文明的复兴。这就是我的基本看法,过去30多年来中国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良性的制度变化,比如说市场经济的发育,还有其他领域比如社会自治的发育,其实都是中国文明的复兴。这是我要提出的第一个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