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去年11月召开的中共18届三中全会，我们思考它的时间越长，就越会觉得它是一道分水岭。现在情况似乎越来越明朗：中共中央新任总书记习近平，正在30年前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基础上，推进大幅向前跨越的改革，而他正成功取得人们的支持。在新一届领导层谨慎平衡的言论中，政府和市场还在角逐首要地位，当习近平示意向左时，他的意思似乎是向右。
有一个有趣的比喻，描述了这次会议的特点。中国一位高官告诉《中国日报》(China Daily)，30年的快速发展大大弥合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硬件”差距，特别是在南方沿海地区，但“软件”差距仍然存在。西方关注“开放”之类的观念，因为它们体现了西方希望从中国得到什么，但“软件”的比喻告诉我们很多有关中国劣势、以及它需要从全球其他国家得到什么的信息。
中国政治经济的“软件”仍将建立在中央集权控制的基础上。但由于地方政府的扩张以及私营经济力量网络的壮大，中国的快速增长掩盖并削弱了这种控制。中国的“软件”还因为腐败猖獗和资源配置严重失调等“缺陷”，而被严重降级。在中国政府内在的控制和指挥欲之下，这种日益严重的功能缺陷成为失望的源头。中国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在安卓(Android)系统的世界里运行Windows 95。
这种失望情绪进而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转化为密集汲取信息以及提高官员素质的疯狂努力。同时，社会控制体系正在现代化，再也不会有专制性的劳教所。但这种本能并不限于政治机器。它们在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战略中颇为常见，多年前，这些企业的管理层就意识到，要实现增长、变得真正具备竞争力，它们需要迅速注入发达经济智慧。
中国需要在3个特别重要的领域升级其“软件”。首先是国有企业领域。中国新一届政治领导层表示，将着手对公共和私营部门进行再平衡，让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在法律面前实现地位平等。
不管这能否如三中全会的要求，到2020年取得“决定性成果”，毫无疑问的是，习近平决心推动国企管理层的专业化，并且让他们更多接受市场规则的考验。
第二个重点领域是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责。中共粗放的“命令和控制”机制向更加精巧的“治理软件”让位得越多，就会有越多的成果通过市场机制产生。在依靠市场经济力量分配资源、合理化成本时，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这意味着中国的能源和自然资源市场更加开放，之前补贴和偏斜的激励措施给它们带来了严重扭曲。信贷和银行体系也是一样，它们存在同样的问题，需要精巧的监管和监督，才能使中国向更为自由化的资本账户和更为市场化的货币市场过渡。新设立的上海自贸区应当有助于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但在一些领域，实行更为公正的监管将对中共有政治上的帮助，因此“升级软件”同样重要——这些领域包括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最低保障的医疗和安全法规，以及开始解决中国自然环境严重退化及其对人体危害问题的环境治理体系。
“软件”比喻体现中共思路的第三个重要方面，是地方政府的角色。虽然习近平忙于巩固自己的中央权威，但人们也认识到，必须让地方政府的执政更有效、透明，杜绝腐败。否则，不断累积的公众怨气总会在某个时候产生强烈反应，威胁中共的统治。
在未来多年，中国将同时驾驭政府和市场两匹马，一路上不会一帆风顺。中国发生的事情有时会显得令人困惑、自相矛盾，因为一方面中共需要重新安排和重新合法化它的执政工具——政府，另一方面中国又要吸收西方的企业治理方法，深化市场力量。我们将看到“改革开放”，但改革开放的目的不是本身。当务之急是用升级的“软件”武装政府和中共，他们才能在下一阶段以资本主义为导向的发展中，管理好庞大、不断变化的中国和中国经济。
本文作者为咨询机构Global Counsel董事长，曾任英国工党新闻事务主管和英国商务大臣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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