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15日，当七位上了年纪的男士身穿相同款式的深色西装从红色的幕布后大步走出时，聚集在人民大会堂的世界各大媒体记者见证了中国政治进程中独一无二的重头戏。
我去得有点晚。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站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其他委员之前发表简短的演讲时，我站到了靠近后排的一张椅子上。
七位常委亮相的每一个细枝末节都经过了仔细设计，甚至包括每一位常委所佩戴的领带式样——新任命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打了一条蓝色领带，而他的六位同志则戴的是深浅略有不同的红色领带。
看着这几位表情僵硬、动作机械、并非通过民众选举产生的常委（在未来的五年中，他们将负责治理中国），我不由想到了他们各自背后的利益群体、企业和支持者，这些彼此之间存在竞争关系的庞大势力确保了自己的候选人登上全球第一大政治党团的顶峰。
悉尼大学(Sydney University)教授克里•布朗(Kerry Brown)在《新皇帝》(The New Emperors)一书中指出，治理中国的是一个世袭色彩日益浓厚的执政阶层。即便是消息最为灵通的内部人士（包括实际参与中国政治运转的那些人），都对中国高层领导人究竟是如何选拔出来的缺乏明确认识。布朗还在位于伦敦的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担任副研究员。
在七位常委中，至少有四位被认为是“太子党”，即中共内部原高级领导人的子女或近亲。
布朗在早前的几本书里给中国领导人勾勒出了较为人性化的形象，在此基础上，他在新书中提供了来自多个信息源的大量轶事和评价，尽其所能地向我们介绍这些新领导人在刻板深色西装之下的人物性格。那些未曾花费过大量时间试图剥去领导人脸上仔细画上的层层面具的人，无法真正体会做到这一点有多难。这不仅仅是关于处在层层保密机制防卫之下的中共内部运作情况。高层领导人的家庭成员的存在被当成是一项“国家机密”，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两位领导人的夫人在公开场合的亮相被官方宣传吹捧成了开放的标志。
布朗虽未给出任何爆炸性的揭秘，但他确实向我们提供了有关高层领导人生活轨迹和行为动机的非常实用的总结和洞见。对于塑造了当代中国及其领导群体的面貌的某些事件，书中提供了大量有用的解释和背景信息。
他正确地认为，1966至1976年间造成巨大破坏的文化大革命是习近平主席以及他的同龄人所受到的最重大的影响；这一代中有很多人受到了迫害，他们的生活和家庭因此分崩离析。
正如布朗所指出的，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多达13.6亿的国家，负责治理中国的却只有区区2500多人——还不及欧洲大多数村庄的人口多。在这些高级干部当中，并非所有人都是太子党，布朗的新书很好地解释了帮助一个人登上顶峰的某些其他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或许是，来自没有亲缘关系的高级领导人的提携。
布朗提供了关于五位常委的一些有用洞见，他们和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一起组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其中包括俞正声，他似乎是因为与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家庭之间的联系而获得提拔的。布朗写道，“（中共）就像一家部分由家族经营的企业”，俞正声代表了邓小平家族的利益，“就好比一个董事会成员在一家已经上市的家族企业中代表关键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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