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每隔几天，我们就能看到中纪委的成绩：一两个省部级官员或央企老总因贪腐落马；徐才厚和苏荣的倒台成为了这一波反腐浪潮的巅峰。我们应该称赞中纪委高效率的反腐行动，以及在这背后的本届中共中央领导层的政治勇气。然而，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反思。揪出的贪官越多，越说明贪腐现象极为普遍。
例如中纪委巡视组2013年的八个巡视点就“处理了12759人，其中包括至少68名厅局级官员，128人被移送司法机关。”中国之大，一次巡视，就像蜻蜓点水，却有如此 “收获”，可推断全局。我们至少知道，每个点（省、部或央企）平均有1595人被处理，包括平均8个厅局级官员，是一个较大比例。
可以断言，普遍贪腐不是健全制度下的个别现象，而是一个系统性错误，即制度本身出了毛病。
这个错误的核心，就是权力不受监督和约束。实际上，这些官员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心要当贪官。除了少数人外，他们中的大多数还都是学有所长，在技术和管理方面佼佼出众，也有一定的自律能力。然而，他们也是凡人，可以应对在正常环境下的道德考验，却无法应付一个不太正常的甚至是扭曲的环境，其人性弱点就因缺少相应的约束而膨胀。
想象一下，当一个官员进入到一个收入和财富无需公示，传媒和民众没有渠道对他进行监督，揭露官员贪腐的报道受到压制和屏蔽，揭发贪腐的公民受到打击的环境，他的心理就会发生变化，就会低估贪污或受贿遭到惩罚的成本，高估自己可能会侥幸逃避惩罚的机率，他就会迈出贪腐的一步。
系统性错误的第二个方面，叫作权力的错误配置。
这首先表现为不当地赋予政府行政部门干预市场和企业的权力。贪腐大案经常发生在行政审批部门，如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以及他曾任局长的能源局几个官员的倒台，首先是因为他们手中握有本不该有的权力。虽经多次审批制度改革，由于只是行政部门自己的改革，仍有大量不当审批项目存在。例如国家发改委最近出台的审批事项目录中，仍包含了对企业正常设立、投资和融资活动的审批，甚至还有维护垄断的审批。不仅如此，我们没有证据证明，这些官员不受私利的驱使。天则研究所的一项关于行政部门配置资源的研究显示，决定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配置的官员倾向于将资源配置得有利于自己。一个最简单又令人震惊的事实是，中国有关医疗的公共开支有80%用于公务员（转引自周其仁，“令人尴尬的公立医院”，《经济观察报》，2006年2月11日），而不是弱势群体。
另一个权力错误配置的地方是有关土地的配置。以保护耕地为借口，1998年《土地管理法》修订案规定建设用地必须是国有土地。相关行政部门据此做出夸张的解释，城市化用地要先由政府强征农民土地。在另一方面，政府却可以以市场价格出售开发好的土地。这之间的巨大利益击夸了多数官员的道德定力。如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在江西省任书记时，曾插手土地交易，使一地块以低于市场价格10亿元的价格转让给某商人。因土地腐败而落马的省市官员几乎遍及各地，包括江西，辽宁，四川，重庆，北京，上海，河北，河南，海南，湖南，广东，山东，山西，……更不用说县级、一直到乡镇的官员。与一度引人关注的房叔，房姐，房媳，“房祖宗”一起，形成了中国官场的全局性溃烂。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