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人民币国际化及其与美元的关系时，有人首先想到的是“货币战争”。虽然人民币崛起过程中与美元存在竞争，但是由于中美之间存在着史无前例的相互依存关系，恶性竞争不仅两败俱伤，而且还会严重损害全球利益。因此两者关系的理性定位应该是互补与协同的“舞伴关系”。
首先，人民币国际化已是全球经济多极化发展的客观要求，有利于增进全球经济的稳定与发展。美国需要认识这一点，以接受人民币与美元“共舞”。
过去30年全球经济发展呈现出多极化的明显趋势。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全球占比数据来看，美、日和欧盟所占份额已从1980年的60.26%下降到2011年的44.37%；中国、印度、韩国、土耳其和印尼五国的GDP占比则从1980年的6.7%上升到2011年的24.33%。前者减少了15.89%，后者增加了17.63个百分点。中国GDP的全球占比则从1980年的2%增加到2011年的13.98%。
世界经济重心从美欧向亚洲转移的趋势在全球金融危机后还将延续或加快。OECD（2012）对未来50年主要国家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测报告指出了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长期趋势。中国和印度两国的GDP总量未来50年将增长7倍，很快会超过G7国家，并在2060年超过OECD全部成员国的总和。中国GDP占全球比例将从2011的17%上升到2030和2060年的28%，美国同期则从23%下降到18%和16%。美国、日本和欧元区合计的GDP总量占比会从47%下降到34%和28%。欧洲与法国的顶尖国际经济智库（CEPII﹠Bruegel，2011）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在2040-50年间可达全球三分之一。
全球经济的多极化趋势客观上要求国际储备货币的多极化与之相适应。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入了加速发展的2.0版。其与全球化1.0版最大的不同在于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以前的国际分工是以类似于法国葡萄酒与英国纺织品之间（或者英国制成品与殖民地大宗商品之间的）最终产品贸易为主要特征的水平分工；而当代新型国际分工体系则是以价值链不同环节的全球布局为纽带的垂直分工体系。跨境可流动的资本、技术与不可流动的劳动力和土地的结合导致制成品等可贸易产品生产能力在全球的布局与最终需求脱钩。这种垂直分工体系的形成与中国80年代实施的“大进大出”国际大循环战略有一定关系。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凭借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优势，引进外资和技术得到了快速的增长，来料加工产业创造的增加值绝大部分体现为对外贸易顺差，需要以国际储备资产的形式实现其国民财富的积累。美元霸权地位以及美国国债市场在安全性、流动性和规模等方面的绝对优势使美国国债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持有的最主要储备资产。国际金融学基本原理指出，一国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应与本国三个月的进口额相当。但是中国外汇储备2009年已超过3个月进口额的9倍，近年来都保持在7倍以上的水平。外汇储备85%以上的功能已不再是传统的国际支付与清偿能力，而是作为国民财富的储存形式。
假如全球有220个国家，其中60个为发达国家，他们无须美国国债储存财富或用作外汇储备，另外160个发展中国家或多或少需要以美国国债的形式储存财富或用作外汇储备。 当这些国家经济越来越深地卷入到全球分工体系并实现快速增长时，他们对美国国债这种国际储备资产的需求也将快速增长。但是提供此种储备资产的美国，经济增长相对低速；全球经济地位和财政实力不断下滑，难以支撑其不断扩张的对外债券规模。有学者将海外美国国债需求的不断增加与支持国债供给的美国财政能力的不断衰减，称为现代版的“特里芬难题”。美元单极与经济多极化的冲突任其发展，不能排除现行货币体系崩溃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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