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不要惹恼美国政府。但在中国政府头上动土会如何?从“大萧条”时代艾尔•卡彭与美国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的冲突,到三年前汇丰银行(HSBC)就洗钱问题与美国达成的和解协议,美国的顾问和公司律师明白,他们的雇主与美国联邦机构正面交锋时,很难占到便宜。

在华经营业务的跨国企业正学习如何应对类似的挑战,因为它们正越来越多地成为中国监管机构的靶子。从根本上讲,中国的监管机构是对执政的中共负责的。跨国企业是应该公开高调地抱怨,还是暗中奋力反抗,抑或迅速屈服、希望达成痛苦相对较小的和解?

多数在中国身陷调查(最引人注目的是发改委(NDRC)展开的反垄断调查)的企业做出的结论是,谨慎即大勇。没有一家企业公开抱怨过发改委涉嫌对海外企业抱有偏见或者手段强硬(尽管这是发改委给很多人留下的印象),例如阻止企业高管在约谈时带上律师。

一家遭发改委调查的企业中的一位管理人员表示,调查引发了该公司内部的激烈争论。至少有两名高管反对发改委的建议,即该公司如果自行降低其产品和服务价格,或许能躲过反垄断调查和处罚。这两名高管认为,尽管发改委可以因涉嫌垄断行为惩罚企业并向其收取补偿款,但它不能在证实垄断行为成立之前强迫企业降价。

这两名高管后来输掉了这场争论,因为他们的一位同事坚称,与中国监管机构就发改委的法律责任边界辩论毫无意义。该公司遵照建议降低了价格,迄今还没有受到正式处罚。发改委则坚决否认调查存在偏见或者手段强硬。

在年度会员企业调查中,中国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采取了类似低调的态度,对中国监管问题的表态十分委婉。很多批评都留有余地。美国商会官员表示,发改委的做法可能让一些人感觉生硬,但也反映出该机构陡峭的“学习曲线”。发改委实施《反垄断法》(Anti Monopoly Law)仅有六年之久,而美国的反垄断法已实行一个多世纪。

相比之下,中国欧盟商会(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在批评中国监管机构方面则更为直言不讳,这既体现在一份年度立场声明上,还体现在一次性声明上。

中国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的报告提到了其会员对于网速过慢的失望,而这是由于北京方面攻击虚拟专网工具导致的。虚拟专网工具被用于规避中国对谷歌 (Google)的搜索引擎、电子邮件服务以及其他重要网站的审查。中国欧盟商会发布了更为一针见血的评价。“过度收紧对互联网的控制,会阻碍商业增长并抑制投资,”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Joerg Wuttke)说。“这是在华经营中一项日益繁重的成本,许多企业都发现该成本越来越难以承受。”

中国美国商会的官员坚称,他们直接向中国政府官员表达了其会员的担忧。欧洲的高管们承认,欧盟商会不够委婉的方式激怒了一些中国监管机构,但他们相信,北京方面最终会尊重坦诚的交流并予以回应。

欧洲人或许是对的。到目前为止,欧洲企业在监管调查中相对轻松地躲过了一劫。尽管发改委对汽车行业进行了漫长的调查,但德国“三大”高端汽车制造商中只有一家——大众(Volkswagen)旗下的奥迪(Audi)——因涉嫌垄断的商业行为被罚款,而2.5亿元人民币(约合4000万美元)的罚款相比该公司过去30年在中国获得的利润简直微不足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包括宝马(BMW)和戴姆勒(Daimler)旗下的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benz)——在发改委介入调查的早期就同意降低价格,起到了帮助作用。另外,奥迪、宝马和奔驰颇具影响力的地方合资伙伴(包括中国五大国有汽车企业中的两家),它们原本也可能因为高额罚款遭受损失。

即便如此,至少有一家商会不怕为其会员进行公开抗争,而且敢于发出很多外国投资者(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企业)自己不敢发出的声音,还是令人欣慰。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