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资产市场受到贪婪和恐惧的驱动。罗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教授非常确定现在是哪一种情绪在控制局面。这位诺贝尔(Nobel)经济学奖得主和畅销作家认为，此次信贷危机、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状况以及技术的不断进步让全球投资者感到不安。
他表示：“从本质上来说，人们担心的是，30年或40年后，他们（或者他们的子女）的收入会处于何种水平。”
这与他所说的“千年之交繁荣”（millennium boom，指上世纪90年代末各种市场的繁荣）以及从大约2000年持续到2007年的“业主社会繁荣”(ownership society boom)形成鲜明对比。
“那两次繁荣都受到某种对投资的热情和兴奋的驱动。这一次，似乎更多的是出于恐惧。这一次又与技术有关，不过是对技术的担忧，而不是对机遇的兴奋。”
好像是为了证明这点，他从口袋里掏出一部智能手机，对着它一字一句地说道：“今日国债价格是多少？”他试了几次，终于手机不辱使命地显示了一个列满国债价格和收益率的页面。
“20年或30年后这个页面会是怎样的？可怕的是这个。我认为，人们被这件事吓住了。”
人们的回应一直是抬高安全资产价格。“他们在抬高债券价格，还在抬高股票价格。市场上没有足够多的安全资产。”
席勒教授的声誉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戳破资产泡沫。他的第一版《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题目借用了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一次著名演讲中说的话）对互联网股票时代的股票估值提出质疑。第二版是对美国房地产估值提出质疑。第三版刚刚出版，呼吁结束政府债券的长期牛市。
“美国国债收益率（与债券价格成反比）已下行了35年。这并非一种危机现象。它不可能持续下行。”
但其他所有资产不是一样昂贵吗？美国仍一如既往地昂贵，但席勒教授对于美国市场与欧洲市场之间估值的差异越来越感兴趣。根据他帮助开发的“经周期调整的市盈率”（Cape，将10年盈利均值与目前的股价相比），欧洲看上去颇具吸引力。
“如果你看看各国的Cape值，你会发现，一些国家的Cape值较低，特别是希腊，低于4倍。”
“接下来是俄罗斯（7倍）、然后是匈牙利、葡萄牙和意大利。它们都远远低于平均水平。”
不过，希腊国债眼下无人问津。他有没有将自己的钱投入希腊国债？“没有，不过我可能会投。但问题是，即便最后结果不错，这么做似乎也有点不靠谱。这就是群体思维(groupthink)的问题所在。”
“不过，我倒是真投了意大利国债。”
对于席勒教授而言，廉价至关重要，因为他主张，这预示着未来的收益情况。他谈到第一版《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中的一个著名图表，一个坐标轴代表市场1月的市盈率，另一个坐标轴显示接下来10年的实际收益率。其中存在例外，但总体而言，低市盈率伴随着高收益，反之亦然。就在格林斯潘发表那次著名讲话的前一天，席勒曾用这张图表在美联储(Fed)作证。
我反驳说，多数“廉价”市场之所以廉价是因为他们有风险，这种风险对于多数人来说或许太高了，而等待“昂贵”市场回归中值，不是家里有孩子上学以及需要退休金养老的人们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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