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夏天，英国一度似乎终于将其难以摆脱的后帝国时代的神经质抛诸脑后。一个曾统治世界近三分之一疆土的民族定位了自己作为热情东道主的新角色，并对自己的多元化感到十分惬意。伦敦奥运会是一场新“英国性”(Britishness)的庆典：多元化、外向型、铭记传统却也渴望拥抱未来。的确，金融危机过后的紧缩挫伤了士气，但是“大不列颠之队”中的杰西卡•恩尼斯(Jessica Ennis)、莫•法拉(Mo Farah)等许多本土运动员所赢得的奖牌，照亮了前方的路。
那一时刻已然过去。2015年的英国体会到一种困难重重而又支离破碎的境地。对多元化的自豪之情已经为英国独立党(UK Independence party)反移民的民粹主义让路。经济再次实现增长——增速甚至比欧洲其他地方快得多——但繁荣地区和弱势地区之间巨大的鸿沟似乎也在进一步加深。表象背后，英国旧体制的支柱已经出现裂缝。
尽管去年经过投票继续留在联合王国之中，但苏格兰仍有可能决定自谋出路。在2012年仍是全球中心的伦敦和较不繁荣的英国腹地之间，政治和文化鸿沟已经拉开。主导战后政治的两个党派——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领导的保守党以及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领导的工党——正退守至区域阵地。联合王国很少出现过如此分崩离析的情景。
民族自信心
英国失去了国际支撑点。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沉重地打击了英国的民族自信心。削减赤字和降低债务的必要经济举措又加强了英国向内向型的转变。从伊拉克巴士拉(Basra)和阿富汗赫尔曼德(Helmand)的战场失利中返回的军队，又遭遇军费预算被全面削减的前景。面对国内升温的欧元怀疑主义，卡梅伦玩弄着退出欧盟(EU)的概念，让海外盟友均困惑不已。米利班德对国际事务一味保持沉默。英国著名智库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又名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编者注)的一份报告称，英国人仍然希望能在世界上昂首挺胸，但他们对自己是否能带来决定性的影响没有把握。
外交官出身的间谍机构首脑、最近才卸任英国秘密情报局(SIS)局长的约翰•索厄斯爵士(Sir John Sawers)称，英国从世界舞台撤回，就像美国在越南战争中脱身而关注本国事务一样。在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领导的俄罗斯进军乌克兰时，美国当局一位高级人物公开质疑华盛顿和伦敦之间传说中的“特殊关系”是否只剩下空壳。他称，“英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中作为伙伴国的承诺和信誉”确实值得怀疑。
在其他环境下，定于5月7日举行的英国大选可能已经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讨论，不仅是关于国内经济和政府构成，还关于如何最好地适应一个更严峻、更不稳定的世界。
选举应该是各路人马提出竞争性的发展愿景和不同的未来选择。然而，目前为止竞选活动已经暴露出过时的政治主张与选民的关切和期待之间的严重脱节。社会和政治的步调不一致。卡梅伦年轻时在牛津大学(Oxford)的导师——伦敦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政府学教授韦农•波格丹诺(Vernon Bogdanor)，就指出了“早期宪法和政治形态与当今社会和经济现实之间日益扩大的差异”。
工党已经失去了曾由传统工业输送的成员，保守党成员的身份牌也不再能给有望向社会上层流动的中产阶层赋予社会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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