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两周待在广东，老同学肖滨建议我们到下围村看看，说那里发生了“有意思的事情”：一个多年的老上访村，在短短一年中就消失不见了。这个村的干群紧张远近闻名。1999年第一届村级干部直选，没有成为解决问题的机会，反倒是选情异常激烈，政府不得不派400名警力“维持秩序”。2000年为了解决上访问题，增城市委书记入村蹲点三天，一度曾被愤怒的村民围困。随后的十几年中，村民到市省和京城的上访不断……问题持续这么多年未决，“冤情”一定够深且复杂，村里发生了什么使冲突消停下来？我们决定去看个究竟。
下围村地处广州东部增城。上世纪九十年代，村里兴起了大开发大建设的热潮。借着区位商业条件的优越，几个临街酒店和商贸城项目陆续开建。自然，支配这些集体财产深藏巨大利益，因此和其他地方一样，下围村的致富过程充满纠纷：在征地拆迁、物业出租、工程承包、收益帐目等各个环节，村民的质疑不断出现，激烈的对抗持续了二十多年。
村里多数村民姓郭，应为同一祖上的后代。但同宗无法阻止内部纷争，派系斗争在郭姓的两个“堂”之间展开。两个“堂”各有自己的核心人物，他们轮番出任村干部，但谁上台，另一派都不接受，因而每有新班子就任，一定就是新一轮干群紧张的开始。如果双方各有人进入班子，结果则是互不配合，难决策，更难执行。多年来，下围村一直在这两级来回摇摆。
堂派斗争起因清楚并且雷同：抗议对方当权，把大量的致富机会分给他们的堂亲，令自己一方吃亏。于是把对方赶下台，推拥自己的堂派人物上台，折腾几年，再被对方告状搞下台。对抗周而复始，剧情无大差异，只有不断升级。纠纷无法在本地解决，村民结队到各级政府的上访日增。虽然大家都明白，村里的尖锐对立没有给任何人带来好处：物业闲置，谁经营都有人阻挠，客户对付不了纠纷只有放弃经营，集体产业无法派上用场……但麻烦的是，任何改动都难以开展，因为派系怨深，人们逢会必打，打而难决，决而难行，行而受阻。二十几年来，下围村如何“保持稳定”，成为基层治理者头痛的死结。
2014年初，陷入“发展困境”的下围村成立了“村民议事厅”，全村约600户人家，根据人口多少，平均每5-15户选出一位代表，形成总数69名代表参与的议事会。会议不定期举行，议题从村民微信平台中选择，争议最多、意见最大的事儿首先上会商议。因存在分歧，村民代表往往会提出几个解决方案，再通过激辩进行选择。三分之二代表拥护的方案有效，确定为最后决议，所有代表须签名或摁手印确认。决议当场公布，议事过程通过微信平台公开播放，任何有兴趣的场外村民，都可通过手机视频观看会议进程。村《议事规则》写明，决议案一旦通过，两委和村民都“必须执行”，“任何人不得擅自改变或另作决策”。会议由村两委召集，除了发言席、代表席，议事厅还设置了监督席、列席和旁听席。不是村民代表的村党支部委员及合作社主任，规定可以列席，“（他们）享有议事权，但对需要决定的事项没有表决权”。
作为村里公务的决策平台，下围村议事会决策的议题涉及：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议事章程修订，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大额资金的使用分配，集体借贷举债、资产处置办法，集体土地、房屋等资产的租赁，电力、水利、道路、管道铺设等公益事业建设经费的筹集方案，建筑承包方案，宅基地分配，补偿费分配……总之，凡涉及集体资产、村民重大关切的事项，盖拿到议事厅商议表决。已经讨论的议案，无一不是和村里的经营机会、财产处置和营利方法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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