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中国大陆，“要不要逃离北上广”的争议像感冒一样时不时就会来一场，接近旧历新年尤其如此。对此我既无可奈何，又昏昏欲睡没有兴趣，它粗暴地将城市与乡村割裂开来，制造简单的二元对立，实在是没有“营养”的伪争议。今天更酷的事情是，那些正在发生的、将乡村与城市巧妙勾连、却联而不姻、维而不持的“新乡村运动”。
什么是“新乡村运动”？韩国在70年代有过这样一场，于是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安居乐业的韩国乡村。那么在中国是什么？一定不是自上而下的“新型城镇化”，而是那些默默生长的民间智慧——在互联网商业的大背景下，各种形式的创业者们对乡村经济和乡村文化的再造。“新”，是因为它从形式到内容，都不同于历史上的乡村运动，亦不同于政府所主导的“新农村建设”。加引号，则表明它还不是政治意义上的“运动”，只是一种经济、文化意义上的潮流。
以其中较有代表性且已经引起广泛关注的“F4”为例：2014年，四个农业领域的创业者决定组建一个组合，一起推行农业转型的理念，他们是陈统奎、赵翼、刘敬文和钟文彬。组合被命名“Farmer 4” ，他们愉快地称自己是农业领域的F4。尽管他们来自乡村，却反对传统化学农业，强调农产品的健康安全，更懂得利用人际关系和社交网络推广理念和产品。他们未必直接参与到农作物的一线，但他们切切实实能够影响农作物的品质和品牌建设。
和叹惋故乡“沦陷”的人们不同，他们在探索故乡进化的可能性。
过去，政府所主导的新农村建设，给一些有特色、有“关系”的乡村带来了发展机会，多年前我作为基层记者，跟随地方领导考察过一些新农村，发现其主要特点是建设公路和外向型经济项目，总体上是一个“走出去”的发展之路。如火如荼的城镇化浪潮，本质上大抵如此。
但“新乡村运动”，是要打通乡村走出去和外界走进来的双向通道。通过电子商务，“F4”所售卖的农产品，由于打上了生产者和土地的亲切印迹，带上了互联网的“湿度”，被销往各地的同时，也吸引了愿意呼应他们的人们，作为顾客也作为朋友，也回以“湿度”，甚至不远万里寄回跨国明信片。对于一个农民来说，这种通常由手工艺人享有的荣耀，会促使他更加热爱自己的工作并持续下去。这让人恍然大悟，好的乡村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在这里，乡愁一定程度上也在进化：互联网让乡愁也能适度打包和快递了。网络已经越过盖楼时代，来到了转发时代。现实中，故乡也不再需要时时重返，故乡带在你身上。
过去的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进程，尽管颇有经济实效，但从文化角度来看，其弊端是明显的。首先，它带来了全世界最暴敛的拆迁血案，由此而来的官商勾结与官民矛盾，又进一步毁坏了公序良俗。更麻烦的是，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进程的指导思想是“去乡村化”的，它使得“乡村”这个“中性偏有美感”的词，跌落到了“农村”这个“中性偏贬义”的词，这种指导思想和春晚的农民审丑小品一道，让乡村愈发成为人们想要逃离而且不要回去的地方。
乡愁在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尴尬的东西。人们不能忘记故乡，而故乡却在（已）沦陷。人们来不及哀伤乡愁何寄，那些承载着一代代乡民生死以之的情感的旧屋、祠堂和山水，甚至拆迁现场的守屋人（以平度为例），都完全有可能一夜之间灰飞烟灭。在中国谈乡愁，是一个残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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