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创业公司的“首席干活官”,俗称CEO,从18个月前开始,我的名片上印刷的不再是本土一线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副总裁,而是 “聚电科技——首席干活官”。虽然不相信“站在风口上,猪也能飞起来”,我还是相信行动改变生活的。我现在做的事情,是接上Tesla在中国走不出城的短板——有地儿充电。

11月的上海有些寒冷,我们在上海的第一个充电站要投入运营,我从深圳下了飞机就到现场,身上还是南方的行头,衬衫套个西装。在外面站了一整天,去参与服务客户——让每一个来站点充电的用户用手机客户端操作充电。此前,为优化体验,防止用户现场下载App费时费流量,我们在用户体验上开了无数次头脑风暴会,找到了我们认为接近完美的解决方案,信誓旦旦上场了:将App大部分功能移植到了微信的服务号上,这样用户只要有微信就可以使用我们的充电设备了。但在现场,还是出现了我们在会议室里开一百次会都未必能想到的情况:

一辆比亚迪车慢慢悠悠地驶进了充电站停车位,走下车的是一对有点蹒跚的白发苍苍的老夫妇,老大爷掏出了一部可以进博物馆级别的诺基亚手机,没有微信……我们求救似的询问同车的大妈,谢天谢地,大妈手机虽然旧,但还是智能机范畴的。于是我的咨询服务第一步从“请打开微信,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变成了“请打开手机的数据传输功能”……

我至今还存着这对老夫妇的联系方式,以防有何问题需要找到我们——创业就是面对无穷的不确定性,和电动汽车有关的行业更是如此,从来没人做过,于是我们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创业前,我曾是一名投资人

不过这个螃蟹并不容易吃,尤其对于一个曾经做了七年的投资人的我来说。

2007年底我走出校园加入到风险投资行业,是时正逢一大拨中国概念公司组团赴美圈钱的尾声,刚入行的我才弄明白风险投资是怎么回事就遇到了数十年难遇一次的金融危机。那年国内企业哀鸿遍野,我记得上个星期我还在某企业老板的豪华办公室里听他谈笑风生,下星期再去拜访时发现已工厂大门紧闭,一堆讨薪的工人堵在门口。就像成长在三年自然灾害的人日子再好也怕挨饿,入行就遇到这档子事儿的我从此对再牛逼的企业都不会无条件信任它能基业长青。投资人的角色更像秃鹫般在苦苦挣扎的企业上空盘旋,等着抄底。紧接着是2009至2011年以国内创业板启动为标志的一拨的资本盛宴筵席。

不过产业的拐点也几乎在同时随之而来,2012年我接触的很多企业增长无以为继,库存难以消化,这几乎成了这些企业的通病。我也看到了风起云涌成立的各种背景的风险投资基金和一批批西装革履的投资经理。俗话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但当满大街都是伯乐在找千里马的时候,我意识到,中国不再缺少挖掘好企业投资经理,缺的是真正优秀的企业。在投资人生涯满七年的时候,我中了事业的“七年之痒”,选择去做实业。

作为投资人,生活是体面而舒服的。工作内容是五湖四海飞来飞去谈项目,推销我们的唯一的产品——钱。因为很少有企业会把资本拒之门外,一个年纪轻轻的投资经理得以同很多中小规模的企业老板坐而论道。听别人讲得多了,自己心里不免痒痒。作为理工生,骨子里觉得实业才是王道,尤其是那些或多或少能改变社会的项目。七年的投资人工作中,最让我有冲动的也就是新能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