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是我的母校。再过几天，5月27号，是她的110周年校庆。历经晚清、民国、共和，延续血脉的是一代代复旦人。在世的校友中，最年长的110岁，恰与母校同龄。在邯郸路上的老校区，我待了八年，横跨上世纪大半个八十年代。1980年秋，邓小平恢复高考后的第四年，我提着被褥衣物暖瓶，走进貌不惊人、窄窄的主校门。石雕的毛主席站在正对面，注视着我们。1988年夏，我拖着一个塞得快爆开的行李箱，内含菜刀、案板、中式调味品、牙膏、一大叠黑色袜子（听一位女生的建议，说是不怕洗丢，总能配对），告别母校，赴英留学。
校庆前，母校用一款特制的app神器，搜索散落世界各地的复旦校友。短短几天，已有近四万校友网上集结，来自全球百分之九十的国家与地区。母校是这样一个存在：一旦停留过，即便短暂四年，一千三百多个日夜，就终身入籍，伴随至死。
我亲历的上一次校庆，还是三十年前的1985。那年，我留校不久，恰逢80周年校庆。校长是谢希德，书记是林克。为纪念校庆，校方赞助创办了一份学生杂志《复旦风》，我是主编。当时，因我坚持要用乌黑的底色做封面，有些争议，觉得不吉利。校方最后也没问什么动机，放行了。自由而无用，是复旦人的自嘲。大学，跟墙外的世界总得有些不一样的风景。复旦的人，骨子里，信这个。
校友的微信群里，近日流传最广的几篇文章，有《“最牛班级”的老师们》，说的是数学系78级对几乎教过他们的每一位老师的回忆。这个班出过太多的大牌教授、加上一位共和国现任副主席。但他们选择纪念老师；另一篇，写的是学生对复旦食堂大师傅们的感恩。这像我记忆中的母校。
过去几年，作为记者，我回到中国常驻，时常听闻对当下中国式校庆的吐槽。一位教授朋友告诉我，他任教的大学，就像个官场后院。校庆典礼，庞大的主席台，清一色地按VIP校友的官职排位，官位低一些就挤不上台。不少大学，杰出校友的名录，更像政坛权力榜。如果校友中沒出几位部级官员，面子就过不去。一位熟人，北京工科毕业。前些年，他兴冲冲回母校出席校庆。午餐时，他发现校友分了等级，盒饭还有不同规格。他的自尊心受伤，从此与母校诀别。
我曾问过一所中国大学的主管：校庆时，可否不设主席台，让领导人或高官校友直接坐在校友席中？他无奈地说，这有难度。我体谅他的苦衷。面对空气中弥漫的官本位与权力崇拜，中国的大学只是个无力的稻草人。
上个月，我应邀去绮色佳的康奈尔大学演讲，碰巧是她150周年校庆。那是胡适、赵元任、茅以升等早期中国现代化先躯的留学地。中国留学生介绍说，校庆日当天，并没有政客盈门和热闹的庆祝会，而是各领域杰出校友的讲座和对话，以及遍及全美及全球的校友团聚，纪念康奈尔对人类、社会和科学的贡献。
我带回一册今年康奈尔大学的校友特刋，印象最深的是最后几页，新近去世的老校友名录，均按毕业年份排序。编辑还特别说明，校友网站上可查询所有已故校友的名录，也可向校友会索取纸版。校方试图与目前在世的25万5千名校友保持联系。我的亲友中，有位二十年代的康大毕业生。几年前，后辈捐了些款。为表示谢意，校方请他们在山间的康大植物园中找一棵心仪的树，树枝上系一块名牌，以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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