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末至今百年有余，中国宪政改良功败垂成，在某些关键的历史点功亏一篑，以至和宪政失之交臂。要成功转型，必须符合一定的社会与政治条件。
中国宪政失败其实并不奇怪，因为中国有利于宪政转型的社会基础原本相当薄弱，1949年后的极权体制更是消灭了转型基础。极权和一般意义的威权不一样，但两者还是有共性，前者范围更大，可以包容后者。威权统治可以有不同版本。1949年后，前三十年实行的极权体制可被视为威权3.0版，主要从思想、经济和人身三个层次上对民众进行管制。人身管制是“硬暴力”，国家直接动用警察和军队管制人民。这个层次的管制在所有形态的威权国家都存在，构成威权1.0版。只有1.0版的威权国家才可能发生宪政转型。
思想和经济层面的管制则属于“软暴力”，也是极权有别于一般威权的特征。思想管制通过洗脑控制人民的思维，使之根本不用实施硬暴力就衷心拥戴政权。这是威权统治的最高境界。经济管制则是通过公有制造成对政权的经济依附，如果思想或言论出现偏差就要承担失业等经济后果，譬如说出版了一本禁书就要关闭出版社，出版社的全体工作人员都得丢饭碗。威权统治版本越高，社会控制越全面，专制越深重。威权3.0版的极权国家热衷于各种“专政”、“斗争”，根本不会去想什么转型。只有逐步摆脱思想管制和经济依附，从威权3.0变成1.0，才可能发生宪政转型。
改革30年，中国首先从经济上取得突破，带来思想与信息的多元化。以前是靠枪杆子和笔杆子这“两杆子”治国，加上经济控制实际上是“三杆子”，但是现在国家调配经济资源的能力越来越有限，而笔杆子基本上已全面失灵。
我曾将1949年后的中国意识形态变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是五六十年代的“全民洗脑”阶段，第二个是以1978年真理标准辩论为标志的“精英反思”阶段，现在则已进入“全民觉醒”阶段。主要是因为互联网的发展，以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为标志，每个网民都有条件对历史和现状进行反思，极大加大了对制度合法性的反思和批判力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上演着一场新的意识形态战争，官媒先后出现了夺回意识形态上的“上甘岭”、对宪政民主思想进行“亮剑”等极左话语，教育部重新强调高校政治思想工作。这些措施可能会有点一时之效，但长远来看肯定是无用功。
因此，现在基本上是靠警察这“一杆子”治国，通过公安等维稳力量来管制思想言论。这是为什么目前中国大致处于威权1.5版，也许正在向2.0版演变，但不可能回到以前的3.0版。当然，极权这套体制还在，互联网也呈现出它的双面性，局势比较复杂。民间可以通过网络信息进行反思，官方也可以利用网络来进行新的洗脑，例如刺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但除非发生突发事件，思想倒退的可能性不大。中国转型自1978年即已启动，中间虽然会出现波折，却不可能长期停滞。
已故哈佛大学教授、《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作者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提出过三种转型模式：第一种是自下而上的革命，第二种是自上而下的改良，第三种是两者结合、上下互动的变革。革命造成的社会动荡较大，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成功的可能性也很小，目前几乎没有成功先例。像罗马尼亚推翻齐奥塞斯库的街头革命只是一个转型的例外，而且本身也有一定的前提条件，如军队转向或至少保持中立。这些条件在中国目前还不具备。有人认为，极权国家不可能成功改良，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苏联、东欧等绝大多数极权国家都是和平改良的先例。当然，前提是逐步丢弃极权特征，变成一般意义的威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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