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春，瓦罐摔落在石头地上的碎裂声，划破了那个清冷的早晨，新婚不久的张先兔被吵醒了。她的家中闯进了日本士兵，他们四处搜罗食物，将锅碗瓢盆砸翻在地。年方16的张先兔想跑走，可她跑不了太快，作为地主的女儿，她从小就缠了足。
此刻张先兔坐在山西省盂县的家中，1942年那个清晨仓惶惊醒的新媳妇，如今已是一位瘦得皮包骨的寡妇，她的脸上皱纹密布，花白的头发梳到脑后，由于患有肺病，她不时喘着粗气。张先兔说：“每当我梦到那会儿，总是梦到自己被抓住了，我怕极了。”
当时她无处可逃。“日本兵们来了，他们发现了我们……满街的人到处跑。”她的呼吸减慢了，突然又急促起来：“哎呀……剩下的事我全忘了。”接下来的20天张先兔被囚禁在附近一座窑洞里，沦为一名“慰安妇”，遭受侵入中国华北的日军的蹂躏。张先兔说：“我差点吓死了。”
与张先兔经历相似的女性大多都死了，她们或死于疾病，或被折磨致死，或两者皆有之。二战期间日本为防止入侵日军进行大规模强奸和掳掠，实行慰安妇制度，据估计约有20万名亚洲女性或被掳掠，或被强迫在“慰安所”为日军提供性服务。今年亚洲将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在众多无法安息的战争亡魂中，慰安妇的身影也在其间。
中国目前健在的慰安妇还有二十几名。当官方不予重视时，是民间人士自发组织活动，以确保她们不会被遗忘。而随着中国与日本争夺亚洲主导地位，中国外交官开始不时发出严厉警告，让日本不要“忘记历史教训”。但是在张先兔的卧室这样僻静的角落里，历史痕迹早已褪去。此时再来赋予这段尘封往事以新的意义，是否已为时过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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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为撰写这篇文章着手研究时，我曾不禁猜测：一位慰安妇是否会欢迎一个外国记者？我会被指责“站队”吗？还是如一位中国同行所警告的，我会变成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工具”，或日本民族主义者的靶子？
张先兔：“日本兵们来了，他们发现了我们......满街的人到处跑”
慰安妇大多生活在贫困乡村，说着一口外人很难听懂的方言，她们的身体也越来越差。中国媒体将她们刻画成一群脆弱的受害者，儒家思想的谨小慎微，掩盖了她们在战争中惨遭强奸的经历。我之所以注意此事是受一些活动人士的触动。二十多年来中日关系时好时坏，这些民间人士一直在为她们奔走。曾经有段时间，慰安妇完全没有可以倾诉的地方。
去年秋天的一个早晨，我见到了张先兔老人。这要感谢张双兵，他曾是山西省一所小学的教师，调查慰安妇已成为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张在中国是常见姓氏，二人之间并无亲属关系）在张先兔家门口，张双兵大声打着招呼，老人亲热地握住他的手，给他看窗台上摆放整齐的药瓶，告诉他自己最近的用药情况。老人不住地念叨着最近去世的长子，以及与二儿媳的不和。她问：“这过得叫什么日子？”她转向我说：“我不想过下去了。”
张先兔家的院子里堆满了中国农村常见的杂物：成堆的煤和玉米，一些生了锈的农具，还拉着一根长长的晾衣绳。屋里的日光灯照亮了墙上贴的一幅年画，快乐的孩子们骑在一条吉祥的红鲤鱼上。一幅毛主席肖像下面挂着一些框起来的家庭照片。88岁的张先兔终日盘腿坐在炕上，她穿戴整洁，上身一件黑色的棉背心，下身一条黑棉裤，将一双小脚盘在瘦削的膝盖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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