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有亚洲领导人去世后能如李光耀这样获得西方世界如此多的赞誉。赞美之词多到不可思议，但对于这位名人，确实也是实至名归：是他将新加坡这样一块弹丸之地打造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成功国度。
纵使新加坡和中国大陆在地理面积和政治法律文化上有着巨大不同，许多观察者都强调，当中国领导层孜孜寻求一个既不牺牲共产党专政统治、又能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处方时，“新加坡模式”对他们有着诱人的吸引力。
有关李光耀的很多书作描绘了他的绝顶聪明、自信人格，和他对全球政治的深邃见解——在渴望弥合中西方鸿沟的各国政治领导人面前，李光耀总是很乐意分享这样的见解。
在他去世后不久，一些赞美他的文章甚至刻意淡化他成就背后的代价，尤其是他的威权主义政策和实践。
我写作本文的一个谦卑目的，是希望通过回忆数十年前我与李光耀的几次亲身接触，为历史学家的磨坊提供一点原始材料。
1968年，哈佛
一切缘起于理查德·尼克松 (Richard Nixon) 1968年11月初当选美国总统之际。此后不久，李光耀受到新成立的肯尼迪政治研究所邀请来到了哈佛大学。不像大部分其他国家领导人那样仅仅是参加一天的拍照行程，李光耀要留宿一个月。那时我是哈佛法学院教授，刚领导该研究所完成了一项需要保密的调研，主张美国应该重新规划对华政策，研究所的主任理查德·诺伊施塔特 (Richard Neustadt)于是请我一同负责接待这位新加坡总理。我们了解到，李光耀以傲人成绩从英国剑桥大学法学院毕业，绝不是来我们这里享受一个为自己充电的学术休假。他从一开始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来到哈佛是为了工作，而他的工作就是要弄明白，是什么力量在搅浑当时动荡的美国社会，以帮助他更好地设计新加坡治理之道。
跟大多数政治家比起来，李光耀更早觉察到，深陷越南战争的美国已处在改变其亚洲策略的边缘，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即使当时的中国大陆正处在疯狂的文化大革命之中。尼克松本人虽然是反对共产主义者的中坚分子，却在当选总统一年前就暗示过美国需要对北京采取更开放的姿态——哪怕仅仅是为了更好地制衡苏联。李光耀认定，留在美国的某一个地方研习媒体、倾听当地外交政策和政界的想法，才能最准确地预判华盛顿的新方向。
李光耀学习非常认真。他不打算做许多演讲，而是抓住所有的机会学习。我邀请他到法学院，与对亚洲感兴趣的学生举行了一场午餐研讨会，席间大家的对话坦诚而放松，谈到了亚洲和美国的政治和抱负。李光耀向我们提出的问题与他回答的问题一样地多，虽然当时已有人抱怨他“傲慢”，但他席间完全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傲慢态度。
我很喜欢他，因此我和我的夫人、亚洲艺术学者柯珠恩(Joan Lebold Cohen)邀请李光耀来我们家中与几位哈佛同事一起共进晚餐。同样的，谈话气氛活跃、友好且有着充分的信息交流。或许是因为我们对于外交性质的宴客活动没有经验，当我们事前收到李光耀部属的书面通知说：总理在场时不要吸烟，房间的温度应当是如何如何，以及哪些食物是禁忌时，我们感到些许的不寻常。但不论如何，这是一个欢乐的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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