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角度看,中国官员们有理由期望已经高度工业化的西方带头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中国只占全球历史总排放量的11%,而西方已通过几个世纪的化石燃料使用实现了繁荣。

然而,无论中国乐不乐意,它都已成为未来全球气温和气候的主要决定因素。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Ban Ki-Moon)本周邀请世界各国领导人访问纽约,以期打破全球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谈判僵局。为此,我和我的同事们发布了最新的年度全球“碳排放预算”报告,希望能帮助大家厘清思路。你可以把“碳排放预算”想象成家庭开支预算——全世界所有国家去年花掉了多少预算(或者说向大气中排放了多少二氧化碳)?若要避免危险的气候变化,还有多少预算可以花?

我们的报告显示,若不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而以二氧化碳污染量来衡量,中国已是全球主要的工业国家之一,而不再是“发展中国家”。2013年,中国向大气中排放了100亿吨二氧化碳,占全球总排放量的近三分之一。

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06年超过美国,自那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的碳排放量如今已超过美国和欧洲的总和。按现在的趋势发展下去,到2019年,中国的碳排放量将超过美国、欧洲和印度的总和。

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如今已超过欧洲,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5倍。即便是考虑到中国人均GDP水平仍然较低、以及中国有16%的碳排放源于为其他地区生产商品,也很难再继续坚持一个主张,即中国无须在打破气候谈判僵局中扮演主要角色。

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也是碳排放量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我们的统计显示,在中国和美国,来自现有基础设施的碳排放,会导致这两国的排放量超过它们在全球剩余人均碳排放配额中应占的比例。各国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包括中国在内——普遍认同一点:全球气温上升,应以高出前工业时代的气温2摄氏度为限,而要将气温保持在这一限度内,就必须实施这样的配额。

如遵循这一配额,全球气温有66%的几率不超过上述2摄氏度的上限。而这一配额的总量,仅相当于迄今全球二氧化碳总排放量的三分之一。按照现在的排放速度,或许仅仅再有一代人的时间(30年),2摄氏度的上限就会被打破。

全球气候变化的代价,通常会由一些局部地区承担——那里会出现更多的洪涝灾害、台风和旱灾,对食物生产和人类健康构成挑战。同样,削减碳排放的好处也更多体现在局部地区,特别是就中国而言。

《柳叶刀》(Lancet)称,中国每年有逾100万人因严重的空气污染死亡。儿童和老年人面对的风险最大。如果中国能实现艰巨的减排目标,意味着空气污染将大幅缓解。

燃烧较便宜的低品位煤炭会造成更大的污染。2010年,中国燃煤排放了300万吨粉尘和2000万吨二氧化硫。这些精细粉尘会渗入人的肺部和血液中,被世界卫生组织(WHO)归为1类致癌物(Group 1 carcinogen)。

今年3月,中国总理李克强曾宣称:“我们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其实,设计良好的抗污措施,也能有效地缓解气候变化,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