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则前苏联的政治笑话：一位音乐家刚刚结束演奏会，坐上火车赶往下一个城市。他在火车上闲来无事，掏出乐谱，自己反复揣摩。克格勃马上就盯上了他，并把他逮捕了。克格勃审讯他：“你是哪里的间谍？那个密码本上写的都是啥？”音乐家为自己声辩：“我根本就不是什么间谍，那个乐谱是柴诃夫斯基写的。”克格勃意味深长地看了音乐家一眼，转身走出了审讯室。过了十分钟，他又回来了：“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招吧，柴诃夫斯基都已经招了。”
这就是经济学里说的“囚徒困境”。假设两个小偷被警察抓住了。警察分开审讯这两个犯罪嫌疑人。他们如果都不招，警察拿不到确凿的证据，可能拘留几天只能放人。如果两个人都招，量罪判刑，他们得坐两年牢。但如果一个小偷招供了，坦白从宽，可能会发生把他释放，剩下那个嘴硬的，抗拒从严，关他十年。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囚徒困境”的均衡解是两个人都招供，这并不是对小偷而言的“最优”结局，但由于不敢相信同伴，两个小偷都选择了背叛。
“囚徒困境”讲的是信任别人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是很难的。相信别人的确不容易，但现实世界比“囚徒困境”的预言乐观很多。没有合作，我们的社会都难以维系。那么，合作是如何产生的？
一位政治学家Axelord曾经做过一个很有名的实验。他邀请各个领域的学者，提出不同的“策略”，有的策略更善良，更愿意跟别人合作，有的策略更险恶，喜欢欺骗和利用别人，然后，他把这些策略都编成程序，在计算机上进行模拟，以便观察从长期来看，哪种策略会占上风。最后胜出的策略是“以直报直”。这个策略很简单：第一，一开始要相信别人，跟别人合作；第二，别人跟你合作，你就跟别人合作，别人欺骗了你，你马上选择不跟他合作；第三，如果欺骗者回心转意，打算跟你合作，你就跟他合作。
合作的起源是很艰难的。在一开始，喜欢欺骗和利用别人的“邪恶”策略肯定会占上风，好人会吃亏。但哪怕执行“以直报直”策略的人很少，他们也能抱团取暖。在这个小群体中，合作的收益很高，足以让他们能够生存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个合作的团体。Axelord发现，哪怕是在很恶劣的环境下，合作也会逐渐出现。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敌对的双方躲在各自的战壕里对峙，谁也无法发动进攻。慢慢地，交战双方的士兵居然找到了默契。一开始是吃饭的时候停火，救护队来了停火，后来到了节假日停火、最后到了每天只在固定的时间射击对方墙壁上的黑点，显示一下自己有威慑的实力而已。80年代中国刚刚搞活经济，市场秩序异常混乱，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第一代企业家中退伍军人所占的比例很高。在军营受到的严格纪律训练，以及从部队中接受的荣誉感，使得这部分退伍军人成了少数坚守诚信的企业家。研究贸易的经济学家还发现，当商品交易的风险很高（比如珠宝、古董交易）的时候，国际贸易往往更密集地出现在同一个族群内部（比如犹太人、印度人、华人等），因为相同的文化、熟悉的环境会增加彼此之间的信任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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