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世界银行卸任之后，经济学家林毅夫提出新结构经济学，引发诸多讨论以及争议，可参见FT中文网此前专题。作为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本文中从个人经历以及经济实践谈起，阐释他如何构建新理论来分析中国的转型过程中的成绩与问题，强调自己多年来研究思路一以贯之。他认为新结构经济学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从发展中国家有什么、能做好什么为切入点，发现发展中国家处处是机会。 本文为其新著《新结构经济学（增订版）》序言，FT中文网获得授权首发。
我有幸在2008年6月出任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这被认为是经济学家在国际上的最高职位，历来均由发达国家的大师级经济学家担任。我一生中也有幸亲身历经了两次发展奇迹。1952年，我出生于中国台湾，当时的台湾与多数非洲国家一样贫穷落后。1979年，我来到中国大陆。那时，台湾已经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此时的中国大陆，则依然如我出生时的台湾一样贫穷，甚至比绝大多数非洲国家还落后。等到我到世界银行任职时，中国大陆的经济也已经奇迹般地实现了像台湾那样的腾飞。
这两次经历让我确信贫困并非宿命。一个国家即便深陷贫困陷阱的泥沼长达数个世纪，也能够骤然改变命运，踏上快速发展转型之路，在一、两代人之间摆脱贫困，实现工业化、现代化。
世界银行的梦想是致力于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当应邀出任其首席经济学家之时，我深感荣幸，试图以自身体验所获得的启迪去贡献于世行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作为一名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知识分子，年少时我立志要奉献自己的所学来致力于祖国的现代化。在世行任职时，我有机会接触到许许许多多发展中国家杰出的知识分子，让我感动不已的是他们也和我一样怀着报效他们的祖国的志向。不论旅行到何处，我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和工人与我从小看到的中国台湾和大陆的农民和工人一样，都殷切地期盼经由自己的辛勤劳动让自己和后代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我在世行的各种公务活动中碰到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他们也都迫切地想求得能够为其国家带来繁荣的良方。基本上这些国家领导人也都是理性的，都想长期执政，并且如果执政不成问题，他们也都想青史留名。实现这两个目标的最佳方式就是为其国家和人民带来富强繁荣康乐。然而，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幸运的国家之外，令人失望的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依然深陷贫困之中。
中国原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直到十七、八世纪之后才落后于西方国家。年少时，我总认为西方发达国家能够有其现在靓丽的发展成绩，必然是因为他们拥有一部让一个国家摆脱贫困实现繁荣的真经。只要学会了这部经，带回来真诚地实践，就能够贡献于祖国的繁荣昌盛，帮助人民过上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的富足生活。我有幸在1982年到当代经济学的圣殿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86年取得学位后，到耶鲁大学又做了一年博士后，1987年满怀着信心和希望回到国内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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