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近期听了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以“国家干部贪腐整治的解决方案”为题的讲演，颇生感触。这场上海发展研究会沙龙的讲题在眼下意义特别重大，考虑到盛洪有“救救干部”的谠论，在网上颇引起争议，其他参会者多有期盼。
盛博士首先回顾了过去三十年来官员贪腐，成长可谓神速，从千元到百万元到十亿元，每十年跃迁一个台阶——从K级、M级、扩展到目前的G级，丝毫不输于信息时代的速度。盛博士发问，官员（甚至基层干部）堕落成巨贪，最终能捞到好处否？抱着自利的初衷，却吃不到自利的善果，贪腐而落得寓言般嘲弄，演成悲哀的话剧，划得来吗？
事实上的确如此。贪腐攫取的赃款见不得阳光，贪官们将现钞多方腾挪掩藏，或埋在园子的树底下，或塞进浴室的水槽里，心惊胆战，直到中纪委查抄到家里，照单全收。网上盛传的一则故事，盛博士也引用了，为了点数赃款，居然烧毁了四部点钞机，数目之巨令人咋舌。笔者对此不敢轻信：若按点钞机的常规速度，一秒钟点钞十张百元大钞即达千元，一小时3600秒，就能完成大约360万人民币的清点；若此公窝藏的现钞为一千万元，用不了三个小时，一部点钞机就可胜任有余。要不是调侃杜撰出的笑话，那四部点钞机也属于伪劣产品，准是“五鬼搬运”（包括官员）的结果。不过盛博士的逻辑还是清晰的，贪官们处心积虑，到头来吃得到贪婪的成果吗？所谓跌倒的是和珅，吃饱的倒是嘉庆，他们使巨额赃款退出流通，徒然帮了人民银行的忙，部分遏制了央行超发的货币的通货膨胀效应。不亦悲乎！
运用成本-效益的经济分析方法，来说明官员的贪腐乃有违“经济理性”，是一回事，但是“晓之以厉害”的结果能否有效解决贪腐的泛滥？笔者心存怀疑，进而认为这种预期效用的利弊分析，其窠臼来自于加里•贝克(Gary Becke），并不适用于贪腐沉疴的解决。
鼎鼎大名的贝克教授是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他不但早早得到经济学诺奖，而且开创性地把经济分析方法延伸到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他的名著《生活中的经济学》里，小品文章有不少脍炙人口的案例，其中的一个名篇，贝克教授的现身说法，不妨转引如下。
有一次贝克赶到校园参加校务会议，时间已到，但找不到停车位。于是他做了盘算，在不该停车的地点违规泊车的话，其成本和收益各为几何？从效益的角度，避免迟到的尴尬，教授把好处定为两百美元的话，怎样来计算成本？吃罚单是个概率事件，假如被逮到的机会是5%，而罚单为50美元，那么期望中的成本是50*0.05 = $2.5， 远远低于$200，也就是交易的净收益为$197.5。 于是贝克“成功地”立即把车泊下，心安理得地开会去了。那么校方为了维持秩序，怎样做才能遏阻贝克教授的违规行为？把罚单提高到$4000，才能达到贝克教授的“盈亏平衡点”。不过这样做显然是个“恶法”，对违规者的惩罚构成了“过度的残忍”。提高稽核力度？比如说全天候加强巡逻，即使把逮到违规泊车的概率提高到80%，那么一张罚单至少得$250，才能“救救”贝克教授不至于乱泊车。不但加重了执法的难度，这$250的罚单，对师生是不是也太过严酷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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