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最近多变形势引发对于社会运动的思考，成功与失败之处都值得追问。回顾社会运动领域长期以来关注的主题，一直是人们为什么会参加社会运动，以及运动是如何爆发的这些在动员机制层面的问题；但最新研究趋势则是研究那些失败的社会运动，是什么原因导致社运的失败——同样，当我们谈论那些失败的运动时，这个问题也可以用反向思维进行表述，即一场成功的社运需要什么元素。
首先值得分析是运动的参与主体。这些参与者的阶层构成、身份地位直接决定了一场社运是激进暴力还是温和非暴力，是倾向于走向成功还是导致失败。一般而言，学生往往构成运动的主力，他们青春激情，具有极大的动员能力和爆发力，大学也因此往往成为运动的发源地。但一场成功的运动，除了学生的呼声，更加需要那些具有政治战略重要性地位的人群（political strategic population）参与，譬如执政党的党员，譬如执政党所依靠的利益集团那些利益获得者。
反观最近民间抗争运动轰轰烈烈的香港，目前正在进行一场争取普选的社会运动，运动的召集人是大学教授，运动的参与者是青年学生；同时香港的经济发展支柱，是金融和地产行业。长期起来，香港一个核心政治运行逻辑，是依赖商界精英维护社会稳定、润滑社会摩擦，从而在该市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商联盟的制度性局面。另一方面，香港高效的公务员体系，也构成了保障社会秩序合理运行的中坚力量。在香港这场社会运动中，虽然在民间激发起了极大的效应，但若以运动所指向的目标达成情况而言，则难言成功，其原因正在于参与人群单单依靠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未有牵涉到这些占据重要政治战略地位的阶层，商界精英和公务员这两大人群皆置身于运动之外，甚至站在运动的对立面，从而难以在政治层面构成冲击。
其次，运动领导者的价值观、运动口号与运动参与者，以及潜在参与者的价值观并不相符，这种在目标层面的不符（value mismatch），也是导致一场运动最终难产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当运动领袖是在意识形态层面提出价值诉求（ideological goal），而运动的参与者曾更多希望可以达成工具层面的利益满足（instrumental needs）时，这场运动注定难以获得更广泛阶层的参与，并在运动内部产生冲突。
依旧以香港为例。香港民间抗争的集会地点，是该市经济发展的中枢中环，每天都有大量的商业活动进行。按照常理，在该区从事金融、贸易、咨询等领域的人士是最容易接触到运动的游行、海报、宣传手册，也是最容易被运动所感染的一部分人群，但他们对运动是完全冷漠的，并不关心运动所提出的政治诉求，甚至会觉得社运本身极大地影响到了他们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秩序。这种差异和冷漠，会导致运动难以蔓延。
再次，一场失败的运动，必定是和运动中松散的组织形式有着密切的关联。如果组织具有高度的粘合性和内部团结（solidarity），则行动更易获得成功；反之，松散的、僵硬的组织形式难以型构出具有凝聚力和冲击力的行动，导致运动成为一盘散沙。
另外，运动的抗争者们为了推动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常常会使用甚至发明出新的抗争策略（tactical innovation），但是与此同时，运动的反对者也会相应地使用反制策略（tactical counters）以消弭和化解运动的影响，这种战术适应（tactical adaption）通常并不以强硬姿态的模式出现，而是软性的、有极强针对性的，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迫坏运动的社会影响。譬如在香港，在这场民间占领运动波澜诡谲之时，运动的反对者也相应地组织了一场大型的反占领运动，并且通过媒体广为宣传。如果香港该场运动的领导者发动起全民公决的民间投票，冀望在民间层面唤起更多的支持和参与，相信运动的反对者也可以发起类似的全民投票，并且获得在另一个论述层面上的民间支持；如果香港该场运动的参与者最终采取激进的形式，将运动推向激进化（radicalization），相信运动的反对者也会提升管制等级，甚至不排除引入强力部门的参与。
当然，一场运动的失败并不代表着运动参与者的失败，因为一个事件对每一位卷入其间的人们都有其独特的意义。运动参与者在抗争风雨中的淬炼，那些荣光和感动，是他们一生中极为宝贵的财富和经验，会让他们在下一场运动中避免走弯路，并赋予他们更多的力量，在未来的岁月中奋力投身到各种试图改造社会的事业中，譬如社区动员、环保抗议等等。这种践行运动的精神，不仅仅是启蒙，也在代际意义上具有传承性。套用社会运动研究权威威道格•麦阿当（Doug McAdam）在《自由夏天》（Freedom Summer）一书的结尾：Let it shine, let it shine, let it shine （闪耀吧，闪耀吧，闪耀吧！）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作者近期出版《我们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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