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辩论陷入了僵局。尽管各方发表了很多言论,还举行了多次国际会议——包括本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UN)峰会,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依然保持上升势头。这种局面能改变么?我们至少可以分析一下各项必要条件。领导力就是其中之一。但最重要的条件是,要有应对气候变化与经济繁荣并不抵触的证据。遏止气候变化失控与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相结合的可能性,可能有助于转变这场辩论。

除了最顽固的怀疑主义者以外,所有人都必须认识到,不可逆气候变化的发生几率远远大于零。不过,防范这一风险的“保险”成本也不可忽视。幸运的是,此类成本可能很低,从某些方面来说甚至是负成本:比如,消除对燃煤发电的依赖会带来健康上的好处;打造更为紧凑的城市也会起到同样效果。

这两个例子都来自高级别的全球经济与气候委员会(Global Commission on the Economy and Climate)最近发表的一份重要报告。该报告表达了五个基本观点。首先,今后15年左右我们打造的基础设施将决定我们能否将全球平均升温幅度限制在2摄氏度以内——许多科学家认为超过2摄氏度的升温将引发灾难性后果。其次,为此,世界必须从现在起改变行为模式。第三,在这段时期内,人们将大举投资于基础设施,重塑城市发展、土地使用和能源系统。第四,通过正确的投资决策,到2030年全球至少能完成必要减排任务的一半。最后,投资模式的转变,以及在可取方向上的创新,并不会增加多少经济上的成本,却能带来许多益处。

这份报告传递出了鼓舞人心的信号。其中部分观点显然很有道理。该报告估计,每年对化石燃料的补贴为6000亿美元,而对清洁能源的补贴则只有900亿美元,这种状况完全不合理。同样,我们还要考虑到排放造成的损害。在中国,对煤炭的依赖令该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家。这除了影响气候之外,还导致了严重的国内污染。这样的局面可能催生一种双赢的结果:减少对煤炭的依赖,减轻国内乃至国际污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项研究声称,即使忽略所有全球效益,对碳排放定价的机制也会让许多国家受益。该报告提出,按照排放量最大的20个国家的国内情况,合理的碳排放价格应该是每吨57美元,远高于欧盟碳排放交易系统近期价位。征收此类税收,并把征税所得用于降低更具损害力的税种,是十分合理的方案。与此类似,许多石油出口国对消费的补贴也是极大的浪费,应该马上取消。(参见图表。)

此外,城市地区消耗的能源占总能耗的70%。在新兴经济体,城市正在快速发展壮大。全球经济与气候委员会的报告将美国亚特兰大和西班牙巴塞罗那进行了对比,这2个繁荣的城市人口数量相近。但亚特兰大源自交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巴塞罗那的10倍。未来的城市应该效仿巴塞罗那。

在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可以大幅改进土地使用。比如,不受管理的森林砍伐不但不能带来效益,还会造成巨大的经济和环境浪费。

最后,能源方面,我们已看到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大幅降低(尤其是太阳能发电),同时对间歇性电源的管理能力提升了。报告认为,可再生能源和其他低碳能源(包括核能)有望在未来15年占新增发电能力的一半以上。

要实现这些转变,就要从定价、投资、推广创新成果和规划(没错,城市发展需要规划)方面多管齐下。这就需要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都采取行动。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公共部门一直在提供基础设施和支持创新方面发挥作用。

这样做的成本是多少?报告提出,相对于当前的高碳世界,投资于低碳未来的成本增量非常小。比如,报告表示,交通、能源、给排水系统和城市所需的基础设施每年需要投资约60亿美元。低碳基础设施的成本增量为每年大约2700亿美元。可信的经济模型似乎表明,如果选择低碳发展道路,到2030年,全球产出的累计损失相当于损失一年的经济增长,远低于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

报告还提出了一系列合理的建议,以保证其所寻求的转变能够实现。这些建议包括合理的碳排放定价、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和对城市蔓延的激励,发展低碳投资的资本市场,鼓励低排放技术领域的创新,停止砍伐森林以及加速摆脱污染严重的燃煤发电。

然而,最关键的要点是,低碳未来不需要是永远苦难的未来。通过政府的正确支持,市场能够在带来更大繁荣的同时,大幅降低气候失控的风险。没有必要像当前这样,在气候“赌场”上继续押下未经对冲的巨额赌注。相反,有可能把增长和环境风险更小的未来结合起来。一成不变是不理智的。然而,我们现在就应该启动必要的改变,推迟行动将错失良机。

译者/何黎